『清末小説から』53号1999.4.1

《和文漢讀法》

夏　曉虹

　　在晩清“借途日本，學習西方”的熱潮中，一本被視爲日文速成教材的小書――《和文漢讀法》曾流行一時。直到1934年周作人寫作以此書名爲題的隨筆時，還對這本出版於三十多年前的語言讀物念念不忘，稱“其影響極大，一方面鼓勵人學日文，一方面也要使人誤會，把日本語看得太容易”，並且説，“這兩種情形到現在還留存着”（《苦竹雜記・和文漢讀法》）。周氏乃過來人，其言亦眞實可信。
　　至於此書的作者，當年本是人所共知，周作人即根據記憶，寫明爲“梁任公著”。不過，因《和文漢讀法》的各種版本均未署撰著人姓名，且時光流逝，年代隔遠，後來的研究者也未必了解其中淵源。如李國俊所編《梁啓超著述系年》（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6年）收羅廣博，於此項却失收，其他可想而知。
　　而《和文漢讀法》當歸入梁啓超名下本無可疑，有其一段自述足以作證。先是梁氏在《新民叢報》第９號（1902年６月）刊出《東籍月旦》，言及讀日文有“簡便之法”，習得此法，則“慧者一旬，魯者兩月，無不可以手一巻而味津津矣”。這種“專學讀書”的妙方，正投合晩清大量從日文轉譯西學書籍的特殊需要，自然極具誘惑力。於是，一讀者來信詢問究竟，而引發梁啓超的對答：

　　眞通東文，固非易易。至讀東書能自索解，則殊不難。鄙人初徂東時，從同學羅君學讀東籍。羅君爲簡法相指授。其後續有自故郷來者，復以此相質，則爲草《和文漢讀法》以語之。此己亥夏五六月間事也。其書僅以一日夜之力成之，漏略草率殊多，且其時不解日本文法，訛僞可笑者尤不少，惟以示一二親友，不敢問世也。後鄙人西遊，學生諸君竟以災梨棗，今數重版矣，而一覆讀，尚覺汗顔。（《新民叢報》第15號“問答”欄，1902年９月）

這段文字未收入《飮冰室合集》，流傳不廣，知者不多。而堪稱集大成的《合集》本也漏收《和文漢讀法》，更使其書日漸湮沒。
　　不過，梁撰此書原有旁證。1936年編成的《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後更名《梁啓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於1899年項下節録了羅普（字孝高）所寫《任公軼事》，即云：

　　己亥春，……任公欲讀日本書，而患不諳假名，以孝高本深通中國文法者，而今又已能日文，當可融會兩者求得捷徑，因相研索，訂有若干通例，……因著有《和文漢讀法》行世。

此言與梁啓超的説法可以互證。而羅普乃梁氏就讀於萬木草堂的同學，亦爲康有爲弟子，1897年東渡，此時日文已有相當基礎。
　　《和文漢讀法》傳授的讀日文捷徑，要點可用羅普的“以中國文法顛倒讀之”一語概括。羅氏言其效力，以爲“十可通其八九”。周作人雖批評該書對日文虚字的語法功能有誤解，却也承認，“和文中有好些不同的文體，其中有漢文調一種，好像是將八大家古文直譯爲日文的樣子，在明治初期作家不少”，“那樣的鈎而讀之的確可以〓了”。這正是此書在晩清流傳甚廣的原因。
　　盡管《和文漢讀法》當年曾是暢銷書，到周作人撰文的三十年代也成了過眼煙雲，不僅“早已買不到”，而且“也少有人知道”了。連三十年前見過此書的周氏亦手邊無存，敘述全凭記憶。所以如此，自與讀者均以之爲學習日文的敲門磚有關，由此注定了其被〓棄的命運。等到九十年代我來搜訪時，這一本百年前的小書初版本更是芳踪難覓。北京兩大公共圖書館既無藏，集老北大與燕京大學家底而成之北京大學圖書館也未見登録。近年有幸走過一些國家，毎到一地，《和文漢讀法》必在訪書單内，却無論是哈佛、哥倫比亞大學，還是東京、京都大學，所有的只是失望。熱心代爲在出版地四處査詢的日本友人樽本照雄，也仍是一無所獲。
　　最早的刊本雖然尋訪不到，相關的出版資料倒有所發現。在《清議報》第64册（1900年11月）的廣告部分，首次刊登了《和文漢讀法告白》，全文如下：

　　此書指示讀日本文之法，簡要明白，學者不費數日之功，便可讀日本文之書籍。寓東人士深知其益，故特印行公世。茲由本館代售，毎册定實價銀兩毫，不折不扣。外埠郵費照加。上海寄售：抛球塲掃葉山房書坊。

據此可得出幾點認識：一，《和文漢讀法》的首版應刊行於1900年，其時，梁啓超正出遊夏威夷與澳洲。二，此書系在日本印刷，很可能是由清議報社承印。三，刊成後亦傳入國内，以上海爲集散地。四，書價標明爲銀兩毫。與之對照，我所有的兩種復印文本均不屬此列。
　　最先在北京圖書館見到的《和文漢讀法》乃丁福保所刊，書名前冠以“増訂第三版”字樣，版本記爲“辛丑八月無錫丁氏疇隱廬重印本”。後附據章宗祥《日本遊學指南》摘録而成的《東遊節録》，有無錫張肇熊辛丑中秋作於上海廣方言館的序文説明原委。版式爲綫裝，《和文漢讀法》部分有59面，即118頁。其書既印行於1901年，又經過増訂，售價爲“毎部三百文”，自與初版本不同。除章文爲新増外，正文部分與梁啓超原作有何出入，亦難以判斷。
　　〓一版本爲平裝，109頁，末後署“夢花盧氏増刊”。此盧氏不知爲何許人。版權頁無刊印年，僅注明“毎本三角”。内容與疇隱廬本正文基本相同，均分作四十二節。文字也應同出一源，如第一節，丁本作：“凡學日本文之法，其最淺而最要之第一着，當知其文法與中國相顛倒，實字必在上，虚字必在下。如漢文‘讀書’，日文則云〔書ヲ讀ム〕；漢文‘遊日本’，日文則云〔日本ニ遊フ〕。其他句法，皆以此爲例。”盧本與之一字不差。令人感興趣的是，此書前三十七節的雙行夾注在排版方式上也模〓丁本，轉折處皆趨同，盡管可以有〓外的安排。我之所以認定盧本後出，最明顯的依據在第三十八節。此節原説明將書中第六表“特〓頁刊起”，丁本確系過頁排表，盧本則在當頁接排，而與上言相左，顯爲照抄而未留心語義。此外，兩者的書名題簽，字體當出自一人之手而微有不同。丁本尚多出“杜嗣程題”的署名與印章一方，盧本則無，可證其乃〓自前者而加省略。
　　雖然盧氏所謂“増刊”，大約也是沿襲丁氏的“増訂”而來，但盧本確有獨到的好處。除改爲鉛字排版，日文字體更規範、好看外，訂正了丁本的大量印刷錯誤，更是其最大貢獻。如日文注音中，“ミ”與“シ”、“ヤ”與“セ”、“ユ”與“コ”、“ク”與“タ”因形近，丁本常常混淆，而此類錯誤極少見於盧本。有否濁音符號，情況亦相同。而漢字部分的訛舛，丁本也多於盧本。如“一問”當作“一向”（一切、絶），“不入氣”當作“不人氣”（人心不服），“爲贊手形”當作“爲替手形”（匯票），“自墜落”當作“自墮落”（懶惰），“花敷屋”當作“花屋敷”（花園）等等。儻若義項下的釋文爲日語，則丁本的錯誤率更高。如“寐腐ル”一詞，盧本注爲“程ニ過ギテヨク寢ヌ”，丁本誤寫作“程于過シチクシク寢ヌ”。而且，句子越長，出錯越多。大抵兩本比較，日文（包括漢字）有不同處，幾乎都應以盧本爲准。
　　在重刊過程中，盧氏顯然對丁本的日文詞義解釋有所不滿，因而作了少量増刪與修正。如上擧“自墮落”一詞，丁本無注，盧本添加了中文釋義“懶惰”；又，丁本缺注的“言合”，盧本也填補上“議論”的注解。日文的“明”，丁本注釋有五義：燈、燭、證據過了、送、隙間暇空；盧本認爲後二義不確，將其刪去。更正處如“和洋（丁本誤作“詳”）小間物”，丁本注作“代篭之物”，盧本則改爲“東西洋之小貨物”；“若干”，丁本注作“年輕者”，盧本改爲“物之概數”；凡此，後者都比前者意思更准確。也有一些不同，乃源於對多義詞各取所需的理解。如“金箔坿ノ代物”，丁本注爲“鍍金物”，盧本易作“確實之物品”；“露”，丁本注爲“少更（下ニ反語ヲ［原誤作“ナ”］用井ル）”，盧本作“秋季ノ候水氣下ルヲ露ト云フ”：兩種解説均可。
　　當然，盧氏也有疏忽，其刊本亦非完美無瑕。即如兩本同錯的情況，“水破”的中文注解，均將“間諜”誤印作“問諜”，日文“相撲”均誤做“相摸”，便可擧出若干。一些丁本原有的不妥當的排版，盧本也沿襲未改，如“淋滲”的注文，丁本寫作“鳥　初　生　毛”，按照其排印慣例，容易誤解爲四項釋義：“見切”的注釋“閲畢”後又接排“見捨減價出賣”，而未過行，也易誤會爲“見切”的〓兩種意義，實則不然。盧本於此等處亦未作調整。偶然也會出現丁本不誤而盧本誤的現象。日文之誤，如丁本的“某卜弓挽”（睚眦），盧本作“某ト弓挽”；中文之誤，丁本釋“兼合”文爲“鈞重”，盧本誤爲“釣重”。注釋之誤，丁本“間宿”解作“站”（即驛站之義），盧本或許嫌其易於誤解，而改爲“小町村”，反不如前。又有些補充可謂錯上加錯，如“間無シ”一詞，丁本解作“無分別、不隔”，盧除將前義更改爲“無間隙”，保留了第二義，又増添了“親睦”一項，離本意更遠。
　　盡管兩書均非初版本，在我仍是得來不易。北圖的綫裝書沒有復本者不能影印，我只好拜托回家探親的學生，從福建省圖書館印來疇隱廬刊本。“夢花盧氏”本復印件的到手更是興師動衆，先有一日本朋友傳遞消息，告知發現處；我再向京都大學的平田昌司先生求援，由現在京都女子大學任教的齋藤希史幇忙，才得一睹爲快。此書爲京都大學文學部圖書館的藏品，扉頁盖有一長形章，文爲“鈴木豹軒先生手澤”，以此知其原系日本著名漢學家鈴木虎雄先生的藏書。
　　現在的問題是，《和文漢讀法》的重刻本究竟増加了〓些部分，増補者爲何人。若能找到初版本，第一問自可迎刃而解。以常理推測，梁啓超雖爲“下筆不能自休”的文章快手，然欲“以一日夜之力”完成百頁上下的小書，也似無可能。何況，其書的主體第三十八節，“照《康煕字典》例分門別類”，輯録“和漢異義字”，幾占全書4/5篇幅（丁本爲11至57面，盧本爲20至105頁），若非寫有草稿，一日夜亦難完工――日文詞典當不致有此現成排列法可供摘抄。
　　至於増補者，可用排他法〓去除丁福保，因《疇隱居士自訂年譜》（《佛學大辭典》1925年版）記其1902年始“編輯《廣和文漢讀法》”，筆者雖未見該書，但據實藤惠秀先生《中國人留學日本史》（北京：三聯書店，1983年）第二章開列的早期日語學習書目，同年出版的《廣和文漢讀法》只有79頁，與1901年的増訂本顯非一書。張肇熊序也只説《和文漢讀法》爲丁氏刊刻，而未言及作者。其時丁剛入上海東文學堂（《自訂年譜》記爲光緒二十七年，即1901年），日語程度尚淺，亦無能力編著此書。
　　而1901年12月21日出版的《清議報》第100册，刊有《譯書彙編社發行書目》（已刊），或許提供了一點有用的信息。列於第二種的《再版和文漢讀法》，署“憂亞子増廣”，並注明“全一册、定價大洋三角”。就後者而言，與“夢花盧氏増刊”本完全相同。不過，單獨凭此點，還不能認定“憂亞子”即“盧氏”。並且，下文的分析將得出相反的結論。同一廣告中尚有“憂亞子”〓一譯作《（政治小説）累卵東洋》，定價大洋二角。査對1901年５月28日出刊的《清議報》第80册，恰好也登出了《（政治小説）累卵東洋告白》，文曰：

　　此書日本著名學者大橋乙羽所著，其中痛言印度屈服之慘，英國壓制之酷，悲壯淋漓，激昂慷慨，讀之令人熱血〓湧，獨立之心油然而起，誠我中國前車之鑑也。茲由憂亞子譯出，即付活版洋裝排印，紙墨玲瓏，光輝奪目。至於譯筆之婉轉流暢，犹其余事。毎本定價二毫五仙，外埠郵費〓計。現已出書，欲購者請函致本館，便可代爲購寄也。

同册又有《譯書彙編告白》，而該雜誌於1900年12月方創刊。覆核實藤惠秀所著《中國人留學日本史》與樽本照雄編《新編清末民初小説目録》（日本：清末小説研究會，1997年），可知此書初版並非由譯書彙編社印行，乃譯者自印本。因1901年５月20日由神田愛善社印刷的《累卵東洋》，其“譯者兼發行者”記爲“大房元太郎”，“大房”氏顯爲“憂亞子”的〓一化名。
　　除此之外，在《清議報》第83册（1901年６月）上，還可査到“憂亞子”的〓一譯著《男女交合新論》的廣告，也稱“現托本館代售”。因此，在第84册《清議報》（1901年７月）的《本館發售及代售各書報價目》中，我們可以看到総共12種書（内含雜誌３種）里，“憂亞子”的兩種譯作與《和文漢讀法》均名列其中。這起碼説明“憂亞子”與《清議報》同人或竟與主編梁啓超熟識，因而具備増訂《和文漢讀法》的條件。
　　有趣的是，在《清議報》第100册的《譯書彙編》廣告上，竟然同時出現了《和文漢讀法》的兩個版本，列於第一種的應該是梁作的初版本，與“憂亞子”的増廣本相比，亦爲“全一册”，不過“定價大洋二角”。更爲奇妙的，當屬此《和文漢讀法》的著作者署“本社同人編輯”。看來，譯書彙編社成員中不乏梁啓超任東京高等大同學校校長時的學生（前引《和》書乃“學生諸君竟以災梨棗”），故《清議報》與之關係非同一般。
　　當然，還需要厘清“憂亞子”的増廣本是否早於丁福保同年10月開印的重刊本。這固然有頼於進一歩的發現，而照我的推想，答案應當是肯定的。丁本既標明爲“増訂第三版”，而到目前爲止，我所接觸的分藏於北圖與福建省圖書館的兩個疇隱廬刊本，均爲同一版，似乎丁氏並未印行過一、二版，則其“第三版”之説，應系承接“憂亞子”的《再版和文漢讀法》而來。若如此，《和文漢讀法》的版次演變便可排列爲：梁啓超《和文漢讀法》→憂亞子増廣《再版和文漢讀法》→丁福保重印《（増訂第三版）和文漢讀法》。
　　只是“憂亞子”的眞實姓名筆者尚未考出。而據梁啓超1902年９月答《新民叢報》讀者問，因《和文漢讀法》初版本“漏略草率殊多”，“頃乞羅君及一二同學重爲増補改定，巻末復用此法譯東籍十數章以爲讀例，即將脱稿矣;將與鄙著《東籍月旦》及羅君新著《和文奇字解》合印之，名曰《東學津逮三種》”。但其預告的三合一新書並未見出版，梁氏本人的《東籍月旦》僅在《新民叢報》連載兩次便遽爾中止，該刊第４號（1902年３月）“紹介新著”欄評論的《和文奇字解》，著者也是譯書彙編社社員、桐城陶珉，雖從文内可知，“本館某君（按：即指羅普），久有意著此一書，已從事搜索，惜此君性緩，久之未能卒業”，書評作者於是疾呼，“願爲我學界要求某君，速殺青以餉同好”，不過，看來羅普已無意爭鋒。
　　花如許多的篇幅討論百年前的一本日文簡易教材，並非小題大做。雖然，正如魯迅先生所説，現在的日本，“他們的文章里，歐化的語法是極平常的了，和梁啓超做《和文漢讀法》時代，大不相同”（《二心集・關於飜譯的通信》），然而，梁氏這本小書的盛行一時，仍然充分體現了晩清知識界對求取新知的渇望。而梁啓超編寫《和文漢讀法》，以及由此生發出的一則傳言――謂梁在檀香山時，“嘗從何惠珍女士習英文數月，東歸後乃倡言已深得習讀英文祕訣，特條擧所讀英文法初階前項十余類，編著英文漢讀法一小册，以惠初學。謂凡讀此書者，不數月即可飜譯英文書籍”（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王寵惠軼事》）――也表現出梁氏喜談治學方法與熱心啓蒙的獨特心態。其實，梁啓超對此早有自嘲妙語：“‘我讀到“性本善”，則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讀通，恐並‘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見其不爲誤人”（《清代學術概論》二十六）。然而，這正是任公先生的可愛處。如今，像梁氏這般孜孜不倦、金針度人的“傳道授業解惑”者，還有幾人？

1999年１月14日於京北西三旗

（本文版本比較的日文部分，得到了北京大學中文系留學生高木博先生的幇助，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