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劉鶚致汪康年、梁啓超的信

也談劉鶚致汪康年、梁啓超的信

劉　徳隆

　　本文系與樽本照雄先生、張純先生討論劉鶚致汪康年、梁啓超的一封信。
　　劉鶚原信刊於《汪康年師友書札》。
　　討論的問題是：
　　一，劉鶚寫作此信的時間；
　　樽本照雄先生以爲此信寫於光緒二十三年三月；
　　張純先生以爲此信寫於光緒二十三年四月中、下旬。
　　二，原信“再，淮安代售報二十分……”
　　樽本照雄先生以爲這里所謂“代售報”，是指《時務報》；
　　張純先生以爲這里所謂“代售報”，是指《農學報》。
　　筆者以爲；
　　一，此信應寫於光緒二十三年四月上旬。
　　原因是：１．原信説：“本擬三月杪出京，茲又爲事所羈……”因此可見寫此信時已過“三月杪”，那麼此信不可能是在三月所寫。２．原信説：“大約到滬総在端陽前後矣”。那麼寫此信應在五月之前。３．從全信内容推敲，可以得知，劉鶚原擬南下赴友人之約，現未能按時成行，則函告之。原信中有“三月三日《申報》又言之”一句，可見當時劉鶚已見三月三日《申報》。《申報》在上海出版。從上海到北京的郵路情況我們尚不清楚。但當時津浦鐵路尚在動議之中，報紙送到北京総在半個月以上。因此劉鶚見到《申報》應是三月二十日左右。此時他正準備出京，因此無寫信的必要。但因爲三月杪出京的計畫無法實現，所以他必須將此情況速告友人。所以劉鶚必須在“三月杪”後的不久發出這封信。儻此信發出後，待汪康年收到已是五月，那麼劉鶚也會隨之而來，則無寫此信之必要。因此此信應在四月中旬，最遲在四月下旬應到達上海，那麼此信寫作時間，應在四月上旬或中旬。４．劉鶚原擬三月杪出京，那麼原計畫應在四月初到上海。現因事所羈，他只能以信來代替自己的行動，因此寫此信應在原行動計畫之稍後，也就是四月上旬所寫。
　　二，劉鶚所“代售報”是指《時務報》。
　　原因是：１．據上所分析，劉鶚寫此信應在光緒二十三年四月上旬。《農學報》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在“新馬路之梅福里”創刊，而劉鶚此時正在北京，他無法去辧理此項發行工作。２．劉鶚原信説“弟瀕行時售出六�”。所謂“瀕行時”，當指劉鶚離開上海之時。査《鐵雲先生年譜長編》可知劉鶚“光緒二十二年八月至上海嫁女。秋冬間回京”，“光緒二十三年春住北京宣武門外椿樹下三條”。由此可知劉鶚“瀕行時”是“光緒二十二年秋冬間”，而此時《農學報》尚未創刊。而《時務報》是光緒二十二年七月一日創刊。劉鶚赴上海之後帶二十分《時務報》至淮安代爲發售，至“秋冬間”離開淮安時已“售出六�”順理成章。
　　綜上所述：
　　筆者以爲劉鶚致汪康年、梁啓超信寫於“光緒二十三年四月上旬”。不同意樽本照雄先生的寫於“光緒二十三年三月”和張純先生的寫於“光緒二十三年四月中、下旬”兩説。
　　筆者以爲劉鶚原信中所指“代售報”之事，指的是《時務報》。與樽本照雄先生所析相同。不同意張純先生的《農學報》一説。

1992.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