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小説から　第33号　1994.4.1

近代小説變革中的矛盾衝突
――《中國小説的近代變革》讀後

李　慶國

　　近年來國内以往頗受冷落的中國近代小説研究出現了十分活躍可喜的現象。繼陳平原的《中國小説敘事模式的轉變》（1988年）、魏紹昌的《我看鴛鴦蝴蝶派》（1990年）、夏曉虹的《覺世與傳世――梁啓超的文學道路》（1991年）之後，最近，又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袁進的《中國小説的近代變革》（1992年）一書，爲近年來日趨興盛的中國近代小説專題研究又増添了一個新的頗具特色的研究成果。
　　袁進的《中國小説的近代變革》一書從中國古典小説傳統延續的獨特視角考察了梁啓超等人鼓吹的“小説界革命”的理論和以“政治小説”爲主的“新小説”創作，深入地剖析了由中國傳統小説向現代小説轉變這一近代變革時期特有的矛盾和其間新舊雜沈的文學觀念，指出中國近代社會的危機是驅使中國小説走上近代變革
道路的重要契機，但由於這種變革並不是出自中國傳統小説自身發展的要求而是出於政治變革之目的，因而它從一開始便背離了以《紅樓夢》爲代表的文學表現人生、以藝術爲本位的古代小説的優秀傳統，以�一種方式向正統的文學觀念認同，力圖通過接受傳統文學觀念的價値標準而使小説進入傳統文學的殿堂。中國古代小説的優秀傳統在中國小説的近代變革中仍然處於受壓制的地位，仍然只能艱難曲折地生長，占主導地位的文學觀念還是“文以載道”和“以文治國”，小説依然處於要麼“治國平天下”，要麼遊戲消閑的處境，藝術缺乏獨立存在的價値。這就導致了中國小説“近代化”過程中的“先天不足”。本書作者在大量地閲讀和梳理這一時期小説理論資料的基礎上，不囿於以往研究的既成觀點，以獨特的視角和平實客觀的研究態度條文縷析、層層深入，得出了較爲令人信服的結論。
　　應該説，中國小説的近代變革産生於一個極其錯綜複雜的歴史背景之中。自從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以來，西洋的堅船利炮打破了閉關鎖國的古老的封建帝國的大門，中國近代史便掀開了充滿了屈辱、悲憤而又蘊含着新的生機的一頁。先覺的維新派志士面臨着國家和民族的危機，大力主張學習西方，掀起了戊戌維新變法運動。小説的近代變革正是在這一形勢下發生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説它也成了近代政治變革的一個組成部分。
　　小説作爲文學特別是文學的主要樣式之一，並不是維新派志士們原有的文學觀念和認識，但比起其他文學樣式來小説有着更大更廣泛的影響力却是他們關注和提倡小説的一個重要的因素。同時，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和“政治小説”一時興盛這一事實也刺激了維新派志士們提倡譯介“政治小説”和鼓吹“小説界革命”。然而，在相當漫長的歴史過程中小説這種文學樣式在正統的文學觀念下始終處於被輕視的地位，因此，對於梁啓超等人來説，當時提倡和推重小説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方面他們要利用“……歐美、東瀛，其開化之時，往往得小説之助”、“……日本之變法，頼俚歌與小説之力”這樣尚不確切的傳聞，來誇大和神化小説的社會教育功能，�一方面，他們又不得不和傳統的文學觀念取得某種協調，基本上否定中國古代的傳統小説，把它們説成是“誨淫誨盗”之物、甚至是“吾中國羣治腐敗之総根源”，借此來鼓吹“務以振國民精神，開國民智識”的“新小説”。正是在這一點上，爲改良羣治、爲政治變革服務的新小説理論和“以文治國”、“文以載道”的正統的文學觀念自然地合拍了。在文學中求得上乘地位的小説不僅不能和傳統的優秀小説接軌反而有所背離，甚至�H掉了藝術性，“不知成何種文軆”的東西。“新小説”求“新”反而得了舊，“小説界革命”力圖打破鄙視小説的正統的文學觀念，却又不得不借助於正統的文學觀念。新小説作家在創作中既想借小説來表達政見、“商�國計”，又擔心演説、議論等“連篇累牘”可能失去小説的感染力。本書作者正是注意到了近代小説變革中存在着政治與文學、傳統和革新諸種矛盾既衝突對立又糾纏滲透這一複雜現象，並且對這些複雜現象並不是採用簡單的省略過濾和推理演繹，而是從矛盾出發逐一解剖分析，由此才爲得出較爲令人信服的結論提供了可能。這正是本書一個突出的特點。
　　中國近代小説觀念的轉變和“新小説”的繁盛，都是在政治變革運動的推動和催化下産生的。“小説界革命”的倡導者是以政治家、思想家爲代表的先進知識分子，而不是當時的小説家，這也説明了它不是小説自身發展的自然結果，而是由當時的政治變革催化産生的。它作爲近代文學變革運動的一部分在爲當時政治服務的同時，動搖和瓦解了鄙視小説的傳統觀念，促進了小説發展和繁榮。同時，它也給近代小説的發展帶來了很大的局限，這種局限産生的後果也是不可低估的。
　　袁進似乎比別的研究者更多地注意到了這種負面的影響。他指出這種負面的影響表現在出於政治變革的需要而鼓吹的“小説界革命”，並沒有在社會上眞正確立小説本體的文學地位。相反這樣做的結果却延緩了中國近代小説的成熟，使小説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内無法跳出政治的“附庸”角色，造成了小説對“人”的輕視，對“個性”的忽視。這一變革時期的大多數的小説之所以我們今天讀起來覺得興味索無，甚至不忍卒讀，恐怕和當時以小説來作爲政治的傳聲器、要求小説來承擔政治變革的重任有着直接的關係。我覺得作者的這種分析是有道理的，應該重新引起我們的注意和思考。事實上近代小説特別是其中的政治小説也是中國小説史上最早的較爲集中地將小説和政治這種非文學的東西結合在一起並爲政治服務的嘗試，它對後來各個時期的文學不可能不産生一定的影響。怎樣確立小説的文學獨立性，擺脱爲政治服務和政治的“附庸”地位，在相當長的時期内一直是困擾我們的難題。至今我們也很難説在小説創作和小説評論中已經徹底擺脱了政治的陰影，因此研究近代小説特別是政治小説的得失及其根源對我們今天也會有所啓發的。這一部分（第二章政治的雙重作用、第三章量與質）也是本書中寫得最有特色的一部分，可惜的是對具體小説事例的剖析還嫌不�w。
　　作者在探討中國近代小説和傳統文學的關係時也對西洋小説的譯介和影響進行了認眞的分析。他認爲中國文學結構中小説由邊縁向中心移動，在移動過程中吸取整個中國文學的養分因而發生變化，與西洋小説輸入，中國小説受其影響而産生變化，本身就是一對矛盾。中國小説近代變革中産生的其它矛盾，往往都與它的存在有關。但怎樣正確地估價和描繪西洋小説的輸入之前，中國文學結構中小説已經由邊縁開始向中心移動，因此可以説西洋小説的輸入是“促成”了這種移動，而不是“引起”了這種移動。中國小説師法外國的主導趨勢是中國傳統的“以文治國”觀念的産物。它是先向傳統文學觀念認同，再有選擇地師法外國小説的。正是這一變革秩序壓抑了以《紅樓夢》爲代表的中國古代小説優秀傳統的生長發展。那麼，以《紅樓夢》爲代表的中國古代小説的優秀傳統究竟是什麼�？作者在第一章《變革的徴兆》中説明：“作者出於對人生的深度體驗和對社會的觀照，以極爲嚴肅認眞的態度創作小説，……探索藝術的完美，追求藝術的永恆，將自己的整個人生體驗，與小説創作融爲一體。這種出於自己内心需要，情不能已的創作，超越了以勸善懲惡爲目的的急功近利和遊戲消閑的娯樂主義態度，達到眞正的藝術境界”。而這種新的創作態度和由此産生的作品便是古代小説的優秀傳統。侭管僅僅以創作態度來説明小説的優秀傳統還嫌簡略，但不能不承認本書作者抓住了這一問題的核心。梁啓超等人在譯介外國的政治小説和創作政治小説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嘗試，實際上正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偏離了這一古代小説的優秀傳統。因爲梁啓超的創作態度是和他的出於改革政治，爲政治服務的目的一致的，這和古代的“以勸善懲惡爲目的的急功近利”的創作態度取的是同一歩調。應該承認這正是以往研究中一直被忽略的問題。陳平原在《中國小説敘事模式的轉變》曾經從近代小説敘事模式的演變的角度深入地探討過古代小説的“史傳”傳統和“詩騷”傳統的承傳和影響關係。袁進的這部論著可以説又從�一角豐富了近代的小説變革和古代小説傳統關係的研究，由此也構成了本書的�一特色。然而，作者強調梁啓超等人“有選擇地師法外國小説”，譯介政治小説，造成了與古代小説優秀傳統的偏離，但對外國小説也包括政治小説的輸入不僅在瓦解和破壞古代小説的傳統樣式方面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又帶來了近代小説向古代小説的優秀傳統的“回歸”這一點上則缺少進一歩的分析。未免令人失望。
　　在資料的發掘和閲讀方面，袁進的這部專著也有它可以稱道之處。可以説近代小説研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内進展緩慢，恐怕和這一時期的資料浩繁而又難以搜求不無關係。陳平原的《中國小説敘事模式的轉變》和《二十世紀中國小説史・第一巻》之所以能�w取得令研究界爲之注目和信服的研究成果，至少在相當程度上歸功於他在研究過程中孜孜不倦地搜求、發掘和大量地使用了與近代小説有關的新的第一手資料。他和夏曉虹選編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説理論資料・第一巻》，是自阿英的《晩清文學叢鈔・小説戲曲研究巻》（中華書局1960年版）以來關於近代小説理論收集最多也最爲翔實的一部資料叢書，成爲他們近代小説研究成果的副産品。袁進在《中國小説的近代變革》一書中引用的上海的教會刊物《萬國公報》中的一些材料，如傳教士們曾倡導和鼓吹過“時新小説”等，就是以往近代文學研究所忽略的或尚未發掘的貴重資料。自然，這部論著也有一些令人略感不足之處，而發掘和占有新的資料方面便是其中之一。因而在有些論述和分析之中缺少更爲新鮮有力的資料、例證的闡明。
　　從某種意義上來説，任何一部好的研究專著都應該是對前人既有的研究成果的繼承，同時也是對前人既有研究成果的挑戰和突破。我覺得《中國小説的近代變革》正是這樣一部頗有價値的研究專著，它提出的近代小説變革失之於偏離古代小説的優秀傳統，並對這一偏離所産生的背景因素和原因的分析是値得我們閲讀和重新思索的。

（《中國小説的近代變革》，袁進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６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