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小説から』第44号　1997.1.1

一八九五－一八九六年小説略説
――晩清小説雜談５

武　　禧

　　　　　　　　　　　　　　　　　　

　　根據多種資料統計，1895-1896年的小説有如下數種：
１．《蜃樓外史》
２．《煕朝快史》
３．《玉燕姻縁傳》
４．《金鐘傳》
５．《臺灣巾幗英雄傳》
６．《臺戰演義》
７．《夢平倭奴傳》
８．《黒獄》
９．《牡丹奇縁》
10．《玉瓶梅》
（《黒獄》一書《清末民初小説目録》p.251，H293謂：光緒22，1896年出版，其余諸書均爲光緒32，1906年出版。筆者手邊尚缺有關資料，存疑。）
　　�，1896年《時務報》刊有飜譯小説《記傴者復仇事》作者爲“滑震”。這是飜譯小説第一次在産生較大影響的雜誌上發表，可以説是飜譯小説已開始被人們所接受的開端。
　　1895年-1896年的小説數量不多，就其形式而言，依然延續着中國傳統小説在發展，但是就其内容而言，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其中的三部書：《臺灣巾幗英雄傳》、《臺戰演義》、《夢平倭奴傳》。這三部書都敘述臺灣軍民抗撃倭寇之事。所以人物或劉永福，或丘逢甲均實有其人，所述之事或割讓臺灣，或甲午戰爭事均實有其事。雖然其中有些人、事，史無記載，但將當時之事記入小説此前並無先例。
　　甲午戰爭發生於1894年，而這三本書或出於1895，或出於1896，可謂與時事緊密聯系。中國小説往々敘先朝之事而至1895、1896年，小説幾乎與歴史同歩現象的産生説明中國的文人已並不再單々鐘情於“詩詞”等韻文形式，已試圖用小説的形式來反映當時人們的心聲，這不能不説是小説創作的走上文學舞臺與時事相結合的一個突破。這也説明了小説形式被“作者”們所接受，而且也逐漸被讀者們所接受。
　　然而應該使研究者注意的是1895年出現的《求著時新小説啓》。
　　在1872年的《�p夕閑談》序中，蠡勺居士早已大聲呼喊：“誰謂小説爲小道！”又説“小説可傳！”這是小説觀念更新的第一聲，雖然，此後十幾年，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並無大的改觀，但是一千多年根深蒂固的觀念從此而有了突破。此後到了1890年黄遵憲在其《日本國志》中提到了小説的作用。黄遵憲論及了中國的《紅樓夢》，也論及了日本的《源氏物語》，雖然他仍只是認爲《紅樓夢》與《左傳》、《國語》《漢書》並妙，但是對小説的地位確已給以了重新的認定，這不能不説是小説理論上的一大進歩。
　　在對小説有了新的認識之後，眞正跨出欲付諸實踐的是傅蘭雅的《求著時新小説啓》。傅蘭雅（1839-1928），英國傳教士。1861年任香港保羅書院教師、院長。後到北京同文館任英文教習。1865年轉任上海江南製造局編譯處編譯。1875年主編《格致彙編》，1885年創辧格致書室。1895年他編著《中國教育名録》出版。1896年清廷因其譯書和教學有功，賞給三品頂戴。此後他被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聘爲東方語言文學教授。《求著時新小説啓》光緒二十一年五月（1895年６月）刊出在《萬國公報》第77册，幾乎在同時的光緒二十一年六月（1895年７月）《中西教會報》也在其復刊後的第七册上刊出這一徴文啓示。《萬國公報》和《中西教會報》在當時都是極有影響的刊物，因此這一啓示可以説會在當時的知識界有極大影響。這則啓示刊出後，其反響可以從《萬國公報》第86册（光緒二十二年二月，1896年３月）的《時新小説出案》中看出。（關於《求著時新小説啓》的分析，可參見陳業東《近代小説理論起點之我見》和王立興《一部首倡改革開放的小説――�煕及其小説＜醒世新編＞論略》。兩文均刊於《明清小説研究》1994年第１期。唯王立興先生一文爲《求著時事小説啓》。限於篇幅，本文不再抄録其全文。）
　　從《求著時新小説啓》至《時新小説出案》共約十個月約300天的時間（王立興先生文中謂“經過三個月的酉云釀”，恐誤）共收到作品“凡一百六十二巻”。最後得獎者二十人。
　　這一百六十二巻，雖然還有少量戲曲、道情、歌詞之類�雜其間，但是就其數量而言，不可謂不多。因爲這一數量已超過了自1840年至1895年小説數量的総和。但就其質量而言則不盡人意。《出案》中非常明確地寫到“本館窮百日之力，逐巻披閲，皆有命意”。但有些作品“立意偏時”。有些作品“演案希奇”，有些作品“述事虚幻”，有些作品“出語淺俗”等缺點，総之，這些徴文或“違勸人爲善之體例”，或違“小説體格”。評選沒有“吹求”，“仍照前議，酬以潤資”。因此可以説這次“徴文”雖然不是盡善盡美，但其第一歩和第二歩都是踏實地走了過來。第三歩應是“果有佳作，足勸人心，亦當印行問世”。因目前未能見有關材料，只能留待以後研究。
　　從獲獎小説作者二十人進行分析，可以有趣地發現，這二十人在《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中沒有一個被收入。其中有八人雖然使用的是筆名，而“醒世人”這一筆名，在當時又無異有其時代意義，再如“望國新”則很難確定其是筆名還是眞名。但無論如何，我們可以感到，在1895年時，一向以詩文爲表達自己見解、感情的中國文人們已認識到，小説已是一種表達自己意見的方式，亦或是“醒世”的一種武器，総之小説已從“小道”之中走了出來，逐漸成爲“大道”，而“文人”也可以借助“小説”去開辟自己新的天地。
　　對於《求著時新小説啓》及《時新小説出案》在中國小説、近代小説、晩清小説史的研究上自可以做出更爲詳盡的分析。對於在這次徴文中所出現的小説自可以更努力地發掘，這將是晩清小説研究者的工作。

　　關於晩清小説，研究者對其界定各有自己的看法。就以“晩清小説”的時間上限，筆者統計就有1872、1895、1897、1898、1900、1902年諸説。筆者以爲“晩清小説”與此前之小説之不同之處就在於，它已不是小説數量之多寡的問題，而是小説觀念之更新的問題。因此它不能受到歴史朝代的更迭，政治事件的發生來做界定，而是應該根據小説本身的特點，小説的發表方式，小説的理論指導的情況而界定。
　　觀念的更新，受到時代的影響，但它並不一定與時代同歩，可能早於某一歴史事件，也可能晩於某一時代。觀念的更新，是一個漸變的過程而漸變到某一時期，會有一個突變飛躍。中國清代末期是一個社會轉型的時期，隨着人們政治思想的變化，經濟觀念、文學觀念也會隨之而變化。文學觀念的變化直接影響到文學創作，文學樣式的變化。
　　小説觀念的更新，也隨同社會的變化而變化。這一變化也只能是漸變。觀念變化，並不一定表現在實踐上的迅速變化。從小説觀念變化的萌芽開始，它只能是由個別人到少數人，經過一個階段的酉云釀，一歩一歩的前進。就個人來説，他對小説認識的變化，也只能是逐漸地變化一歩一歩地認識，不斷對舊的觀念否定，不斷地完整系統新的觀念，由不成熟到成熟，由不完整到完整。
　　晩清小説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蠡勺居士只不過是微弱的一個呼喊，但他是大膽地跨出了一歩。黄遵憲對小説給予了新的評價，但他自己並沒有小説實踐。傅蘭雅向前跨了一大歩，掀起了一個小小的高潮。從1872年到1895年可以説是小説觀念在逐歩地變化。這已有了明證，但是小説實踐的實例並不多，這將有待於研究者的發現。
　　中國近代文學、近代小説、晩清小説的資料浩如煙海，獲取第一手資料是研究者的工作，這是一項艱苦、細緻的工作，有望於研究的努力。 �

1996.9.12於
楊浦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