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誤斷呉〓人生年原因考

魯迅誤斷呉〓人生年原因考

裴　效維

　　李葭榮（懷霜）在《我佛山人傳》中雖然沒有明確交代呉〓人的生年，却明確交代了其卒年及享年，從而也可推算出其生年。傳曰：

　　庚戌初春，余恆就君夜話，君語余：“嘗肄星士之術，擧以自律，今歳十二晦朔，於法必不免。”……乃竟以喘疾，是年九月十九日卒於上海旅寓，得春四十有四，得秋四十有五。

庚戌即宣統二年（1910年）。而所謂“得春四十有四，得秋四十有五”，是説呉〓人享年四十五歳，但生日不在春天。由此推算，呉〓人當生於同治五年（1866年）四月至十二月之間。可惜魯迅在撰寫《中國小説史略》時未見到《我佛山人傳》，以致誤斷呉〓人生年爲1867年。這一錯誤結論維持了三十多年，直到1957年，劉世徳才對這個結論提出質疑。他在《呉沃堯的生卒年》（載《光明日報》1957年９月１日）一文中説：“魯迅説他生於一八六七年，……而根據我所接觸到的一些有關呉沃堯的材料看來，魯迅這個結論是應該加以修正的”。他的結論是呉〓人“生於一八六六年”*1。由於劉世徳列擧了確鑿的論據，所以得到了所有研究者的認可，就連新版《魯迅全集》中的《中國小説史略》也作了改正，但未加以説明。後來又有學者予以補充考證，不僅進一歩確認了呉〓人的生年爲同治五年（1866年），而且發現了呉〓人的生日爲農暦四月十六日（５月29日），從而使這一問題得以圓滿解決。
　　然而劉世徳只知魯迅的結論有誤，却不知何以致誤。他在《呉沃堯生卒年》一文中説：“魯迅下這個結論不知是根據什麼，《中國小説史略》沒有明白交代”。其他研究者也未對此進行過考究。我認爲這雖是一個小問題，却也有澄清的必要。
　　其實，魯迅的《中國小説史略》已經給了我們綫索。他在介紹過呉〓人的生平之後，以括號的形式加了這樣一條註脚：“見《新庵筆記》三，《近十年之怪現状》自序，《我佛山人筆記》汪惟甫序”。因此，我們只要據此加以考察，問題將不難找到答案。
　　魯迅所謂“《近十年之怪現状》自序”，當即《近十年之怪現状・自叙》；而所謂“《我佛山人筆記》汪惟甫序”，當即汪惟甫《我佛山人筆記四種・序》。然而這兩篇序（敘）文只渉及呉〓人的其他生平，均未提及其生年。《新庵筆記》爲呉〓人好友周桂笙著，上海古今圖書局1914年８月出版。該書共四巻，收作品兩種：巻一、巻二爲《新庵譯屑》巻上、巻下，巻三、巻四爲《新庵隨筆》巻上、巻下。魯迅所謂“《新庵筆記》三”，當指該書巻三，即《新庵隨筆》巻上。査該巻確有《呉〓人》一文，然而此文只是爲呉〓人寫了廣告文《還我魂靈記》（原文誤作《還我靈魂記》）辯護，至於“其行誼，則懷霜先生《我佛山人傳》言之〓詳，不更贅一辭”，因而也未提及呉〓人的生年。那麼魯迅的“根據”到底在〓裏〓？答案是《新庵筆記》巻四，即《新庵隨筆》巻下。該巻有《六朝金糞》一文，其内容是記述兩江総督端方在南京時“附庸風雅”，濫收“骨董”的笑話，因爲這些笑話得自好友呉〓人和沈敬學（字習之，號悦庵，曾充端方幕僚）的講述，而二友已先後作古，因而周桂笙在文末順便加了這樣一段：

　　曾幾何時，〓人於庚戌九月十九日遽作古人。逾年悦庵隨節鄂渚，余馳書爲〓人乞哀挽之辭，悦庵作詩哭之。今聞悦庵亦於民國紀元九月二十九日下世，實舊暦壬子八月十九日也，適後〓人一年少一月，而得春秋四十有四則同。……

周桂笙的這段話有三個錯誤：其一，是將呉〓人與沈敬學去世的間隔時間少算了一年。因爲既然呉〓人卒於庚戌（宣統二年）農暦九月十九日（1910年10月21日），沈敬學卒於壬子（民國元年）農暦八月十九日（1912年９月29日），兩者相差應爲“兩年少一月”，而不是“一年少一月”。其二，是將《我佛山人傳》中呉〓人“得春四十有四，得秋四十有五”，誤記爲“得春秋四十有四”，從而少算了一歳。由於以上兩個錯誤，導致了周桂笙的第三個錯誤，即認定呉、沈二人“得春秋四十有四則同”。其實二人享年並不相“同”，一個是四十五歳，一個是四十四歳。周桂笙因爲將二人去世的間隔時間及呉〓人的享年各少算了一年，以致得出了這個錯誤結論。魯迅顯然看到了周桂笙的這段話，但由於他一時疏忽，並未發現周桂笙的第一和第三個錯誤；又由於他未見到《我佛山人傳》，更不可能發現周桂笙的第二個錯誤。因此他便根據“〓人於庚戌九月十九日遽作古人”及“得春秋四十有四”這兩句話，推算出呉〓人的生年爲公元1867年。可見導致呉〓人生年錯誤的“罪魁禍首”是周桂笙。而魯迅也有疏忽之過，不僅因未發現周桂笙行文中的問題而得出錯誤的結論，而且將《新庵筆記》巻四誤記爲巻三，以致如劉世徳雖發現其結論的錯誤，却不知其何以致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