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穡者傳》和《卓舒及馬格利小説》

《穡者傳》和《卓舒及馬格利小説》
――清末兩部較早直接譯自法文的文學作品略談

韓　　一宇

　　論及中國翻譯法國文學，習慣上以1899年刊出的林?與王壽昌合譯的《巴黎茶花女遺事》爲開端*1。事實上，正如一切歴史的描述総是以占盡風流的“代表人物”掩蓋了無聲無臭的蕓蕓衆生，翻譯文學領域也埋沒了一大部分活生生的歴史。而這種“小人物”的犧牲幾乎是歴史地合理的，因爲人類文明的毎一天都在對過去的部分遺忘中前行，似乎沒有必要再驚起沈睡經年的陳迹，撹擾業已寫就的“歴史”。然而，隨著世紀末讓位於世紀初，時間的距離反而更促使當代人回望來路，追尋某種意義的延續。於是不僅産生了對“晩清的魅力”的大發現，現代的歴史關照豐富了也深化了今人對近代以來曾經蕪雜喧囂，豐富與混亂並存的歴史的認識。
　　林?之譯《茶花女》很似偶然。然而一個師法“桐城派”的古文家不?外文却終以西方文學的翻譯大家而名世，這本身就是時代魅力的縮影，足令今人嫉羨。後人讚賞他的熱情和他一度揮灑自如的文筆，?惜他的選擇不精，批評他的錯訛過多、發揮過度時，實際上通過凝固於文本中被充分物質化了的這一切，正在觸摸一個鮮活的時代，一個三千年未有的大振蕩時代。它是前所未有的多元而開放的。新的文化參照系的引入使各種多層次多角度的對話成爲可能，並進而使之成爲一個時代的存在方式。然而，這一歴史在後人的反復敘述中也難脱被簡單化的命運，曾經豐富而複雜的，往往在敘述中被省略、被化成簡單的符號甚至烏有。於是在早已習慣了列數種種“最早”之後，也許更應該多一點寛容和耐心搜索於“最早”之外，因爲歴史進程本身並不像書寫歴史的人那樣偏愛清晰和條理，而且在被冷落和遺忘的歴史褶皺裏，也可以珍藏著同樣多的情感與心靈的隱祕記憶。
　　在早期法國文學作品的漢譯本中，有兩部作品在所見到的工具書中得到簡單記載，但並未引起相應的關注。第一部是“法國麥爾香原著，上海朱樹人譯述”的《穡者傳》，1897年７月起連載於上海農學會編輯，羅振玉主?的《農學報》(據陳鳴樹《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典》及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彙録》*2)；?一部是法國賈雨著，陳季同翻譯的《卓舒及馬格利小説》，當時譯者署名“三乘槎客”，1897年10月-1989年３月發表於譯者本人和他弟弟陳壽彭合?的《求是報》第2-12册*3。從刊出的時間來看，它們均早於1899年刊行的林?譯《茶花女》，應屬於譯介法國作品的先行者之列。對於後世研究者來説，切入的難度首先在於還原語源文本的困難；其次，譯文最初連載於報刊，即使原本保存，也比較難於接近；再次，也還在於對文本的文學價値甚至文學性的懷疑。在這幾方面，《巴黎茶花女遺事》的確占盡優勢。但是，後人遭遇的困難並不能抹去這些文本在當時文化語境中的意義，也不能成爲它們被漠視的理由。而且，認眞追問，也許能發現法國文學中文翻譯的部分“史前史”，並因此豐富我們對最初的接受的認識。
　　朱樹人譯述的《穡者傳》的傳播本身還是相當廣的*4。這也是它應引起關注的重要前提。由於譯者的資料非常有限*5，很難構建關於譯者與文本間的假設。但有一點値得關注，《農學報》是爲了改變傳統中國的有農業而無農學，以及“農而不學，學而不農”*6的状況而?的，它用大量的篇幅介紹國外的有關農學的經驗、技術，其内容的“新”與“異”是顯然的。而《穡者傳》作爲整個期刊中僅有的小説，正是在介紹農業新觀念、關注異國農民生活這一點上與整體達成和諧。從某種意義來説，它未能産生如《茶花女》似的文學效應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因爲它的譯介與被接受是在完全不同的價値指向層面進行的。現在能看到的《農學報》舊刊（北大舊刊室存1-243期)，僅保留了毎期前半部分獨立單篇的文字，並未見到原以連載形式刊出的内容*7。所以，《穡者傳》全文的原始期刊本的情況尚待考察，本文主要關注由單行本和改寫本來延續的這一作品在中國被接受的歴史。
　　雖然影響很大的《民國総書目　外國文學》未録入任何有關資訊，但從其他工具書中却可以發現這一譯本的不同痕迹。據阿英《晩清戲曲小説目》“小説之部”，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上海文明書局刊行了這一譯本的單行本，收録的署名情況爲：“(法)麥爾香著，朱樹人譯”*8。而且，根據《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彙録》，1905年11月創刊於河北保定，由保定高等農業學堂編輯與發行的半月刊《北直農話報》從第二期開始連載了這部作品的改編本，題名《阿藏格》*9，列爲“農學小説”，署名爲：“法麥爾香原著，上海朱樹人原譯，屏西演繹，銘九點評”*10。根據《彙録》，該刊曾出至第五十期，但《彙録》所收目録僅爲現藏北京圖書館的若干期，而《阿藏格》在其中最後一期（第19期，1906年11月６日）仍未刊完。顯然，《北直農話報》繼承了《農學報》的指向，仍然在“農學”統序中介紹這部作品。體現了?刊者的專業内在驅力對一部外來作品的價値期待與定位。與此同時，?佛爲了使我們瞭解一部作品被接受、被闡釋的無限可能與各種機運，在《法國里昂市立圖書館館藏里昂中法大學1921年1946年中文書目》中，發現了1917年文明書局與中華書局*11聯名再版的《穡者傳》譯本，標爲“教育小説”*12。由此可見，這本書在首刊二十年後仍有相當的讀者，使出版家樂於再版。値得注意的是，無論“農學小説”或“教育小説”，對這一文本的閲讀興趣或接受指向首先在其社會價値，強調的是它的教化意義，小説内容被強調的是“用新法樹育”、“可法可師”*13。還可以看到，隨著文化語境的變化，出版者對同一作品的闡釋出發點也發生微妙轉移，折射著正在變革中的社會對外來作品的急迫而複雜的心理需求。
　　北京圖書館收藏有1903年版的《穡者傳》。從它提供的復印本可以看到，封面上標明是“上海朱樹人譯著”，標題《穡者傳》前有“教育小説”字樣。版權頁則注明“原著者　法國麥爾香　翻譯者　上海朱樹人”。譯文用的是比較平實而流暢的文言。書中沒有任何譯者的説明文字，但在正文前，譯有原作者的序言：“天下至勞苦之事莫如農，然唯農可無求於人，而得人所不能得之樂。吾國伯爾氏，以力田起家，其經營企劃之迹，有足多者，余故都其始末，撰爲此册，以?方來。世之讀我書者，苟有一二人能淡其奔逐囂塵之見，而從事田園，既業農者觀此，而於祖宗留遺的土地，益加護惜而培養焉。則是書雖不是爲農學之專著，而於世豈得謂無裨哉。麥爾香自序”*14。此“序”有兩點在作品中得到了突出，一是對業農生活的讚賞，二是勸世的動機。而這也正是小説的譯者所激賞的中心。通過文本閲讀可以認定，朱樹人是直接從法文翻譯的。譯文裏凡是渉及原文中種種不可譯因素和對國人非常陌生的事物，他都用括弧加注解釋，而且譯音釋意簡潔而貼切，顯示了譯者對語源文化的良好把握和相當嚴謹的譯風。從譯文還可以看出，譯者本人不僅對法國相當瞭解，而且對農事尤其對新技術的使用有與作品主人公同樣的熱情。作品情節的發展有時顯得缺少過渡，可能翻譯時有跳脱，但某些農事活動的細節描述却枝葉分明，有意者甚至可以?做。這説明，譯者突出了作者“有裨於世”的宗旨，他翻譯介紹這本書使其服務於教育的用意是與作者的動機（或根本就是譯者的？）相吻合的。關於譯者，1903年本《穡者傳》也提供了有益資訊：在書後的“新書廣告”中，有“法國教育小説八種”，而《穡者傳》即爲“八種之一”。?外已出的是“國民教育小説”《冶工軼事》，法國剛奈隆原著，上海朱樹人譯。從廣告詞可見，譯者計畫翻譯一系列小説，渉及“生計、家政、女工、農業、商業、國民、海軍、陸軍”諸方面，“或敷陳倫理，或闡發實業”，廣告者評之爲“小説中極有用之書，教育中最靈效之機器*15”。出版者在此對譯文的教化功能的強調，記録了“新小説”時代的小説觀念，有出於自身利益所作的宣傳，却也爲我們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周邊文本，使我們能?觸摸特定時代的脈搏。
　　査閲幾本1905年及1906年的《北直農話報》，發現該刊爲全白話通俗性普及讀物。所刊的《阿藏格》爲章回體白話小説，完全採用舊小説章法對朱樹人譯本作了改寫。關於《阿藏格》對《穡者傳》的改寫，在首次刊出時（第二期，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編者或“演繹者”有一個未署名的簡短説明：“這書是農學叢書裏頭的一種，原著的人是法國的麥爾香，翻譯的人是上海朱樹人。描寫農家的景況，講究農學的新法，令人一看有樂於爲農業之想。但原書文辭較深，恐非人人所能看，今故編成白話，陸續印出，這也是振興農業的一個方法”*16。可見，演繹者基本繼承了原譯對作品的総體闡釋，將其定位於農學與教育之器，而且又根據自己的讀者條件，有意使其通俗化、淺顯化，因而文本也就極大地“本土化”了。
　　由於所能見到的文本有限，對“保定本”接受並不具備深入探討的條件。然而比較閲讀可見的白話《阿藏格》與文言《穡者傳》，一些明顯而有趣的變化値得注意。一經閲讀，便發現，保定本取消了大部分使原譯本顯得嚴謹厚重的注釋内容，却在敘述中加入了説書人的口吻，如描寫主人公“高高的鼻梁，深深的眼睛”時，緊跟著用括弧加上“點評”“好長相”，説他妻子“生下了一男一女”，則點評“也很稱心”*17。在許多情況下，原譯者用注釋解説的法國的特有文化也就失去了痕迹，??館變成了“茶樓酒肆”*18。同樣，小説中夫妻對話裏的自稱和對稱，朱樹人分別譯爲“吾”、“余”和“汝”“爾”等一般代詞，而演繹者均變爲傳統白話小説和戲曲對白裏的“妾”“郎君”“娘子”。在拉近譯作與讀者的感情距離同時，譯文却失去了原譯本對相異性的尊重。因此，可以説，文言本與白話本的深或淺，雅與俗，不僅體現了演繹者與原譯者及其所牽渉的讀者的文化差異，更是反映了對外來文化同樣持肯定態度的國人在對相異性接受層次上的不同，對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關係之把握的不同。他們均?扎在相異性文化所帶來的“新”與自身文化所負載的“舊”的衝突中，努力向新而無法脱舊。不同的是，朱樹人用文言盡力平實地完成文本在不同文化間的轉譯，用傳統的小字夾註解釋本土文化中難解之物事；侭管在譯文中也出現了以“良人”指夫婿這樣的極端“本土化”表述方式，総體上，他在文言所限定的舊範疇内努力傳達西方文化的獨特性，顯示了他本人對保留“差異”的自覺與尊重。而演繹者以中化西，以華變夷，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他所採用的舊形式的俘虜，爲我們展示了浸透於詞語中的本土文化對異質的消解功能。從翻譯策略上來看，可以説朱樹人的譯文是略近於“朝向原文”的，或至少在文化視點上有這樣的意識，他用文言營造的法國農夫生活未免多了幾分儒雅，而傳達相異性的追求仍得到了凸顯，並在氣質上與《農學報》相合。演繹者的目光則更關注本土，關注他特定的讀者。爲了實現譯文的基本價値，他更看重文化差異中與價値共生的接受難度，所以他有意採用本土化策略，用讀者熟悉的形式對異文化進行“過濾”，營造出了有利於差異被接受的氛圍。総之，無論對於譯者還是對於演繹者，策略的選擇、語彙與語體的使用實際上展示了衝突於“新”與“舊”之間的一代人的朝?。並留下了文本製造者特定的言説語境的深刻印記。
　　陳季同的譯作之値得注意，却由於完全不同的原因。他作爲清末與西方文化有較深接觸的重要人物之一，近年來開始受到比較多的關注。尤其對於法國文學在中國的翻譯，論者公認他有比較獨特的意義。但這主要並不是由於他自己的翻譯，而是因爲他有作爲曾樸的法國文學導師的聲譽。他有證可査的譯文僅有這部連載於《求是報》而並未刊完的《卓舒及馬格利小説》*19，而他的研究者也由於未能確定原作而對此書多不置言，使陳季同在法國文學漢譯史上基本處於無人問津之境。筆者通過閲讀《求是報》上所載《卓舒及馬格利小説》譯本的片斷及作者言論，得知小説實際演述發生在19世紀後期布朗熱將軍的眞事，據此綫索尋找，査實陳季同譯文的原本按現今的規範應譯爲《喬治與瑪格利特》(法文 Georges et Marguerite)，作者“賈雨”(Theodore Cahu，1854-1928）曾是布朗熱將軍的首席祕書*20。賈雨是作家和記者，在法國文壇顯然並非重要人物，這部作品則大致屬於紀實性的邊縁文學。陳季同深諳法國文學，在向曾樸介紹法國文學時顯示了對古典至同時代作家的精到把握*21，而當自己開墾了一塊園地可以借翻譯自由言説時，他對文本的選擇是耐人尋味的。
　　在《求是報》發表《卓舒及馬格利小説》時，陳季同有一段信息量很大的説明文字，相當於今天的“譯序”。它介紹了布朗熱將軍在北非與越南戰爭中崛起，年未五十而成爲“兵部尚書”，權傾一時、“擧國若狂人心爭附”的歴史，更敘述了布朗熱最終在“世態炎涼，人心瓦解，接濟斷絶，且無過而問之者”的境遇中“甘爲情死”的結局。但它提供的資訊似乎更在於不經意間流露的，曲折難抒的譯者情懷。値得注意的是描述者陳季同遊移於讚歎與批評、?惜間的微妙態度：他實際上以某種頗具理解的同情，把布朗熱將軍的昇沈命運寫成了一個近乎“馬克白＋李爾王”式的人生悲劇，並觸及了功名對人心的腐蝕，輿論對欲望的驕縱，以公衆呼聲面目出現的權利陷穽，欲望峰巓中的情感眞空等許多有關“人”的命題，是一個官塲與上流社會的“過來人”和失意者對社會人生的獨特體察與反思。可以説，在進入“賈雨”所描畫的世界之前，陳季同作爲第一讀者已經以自己的經驗對文本作了“前理解”，並以看似偶然的選擇掩抑其背後的衝動。關於與語源文本及其所敘史實的關係，他的言説深有意味：“余隨節巴黎，知其始末甚悉，於日記中曾紀其事。茲適《求是報》館同人慫慂余擇譯泰西稗史，偶翻各説部，見賈雨所著之《卓舒及馬格利小説》即言布朗熱及其所歡事略，雖換易姓名，而情節歴歴不爽，因喜而撥冗譯之，聊作談瀛也可”*22。這裏尤應注意其對“偶然”的淺説，與對讀者接受的低調預期。同人的慫慂與偶然的發現看起來構成推動選擇的外在合力，它不僅啓動了“知其始末”的記憶，也爲内在的某種積鬱找到了出路。所以與朱樹人的出版者追求“教化”不同，陳季同對文本再創的内驅力從根本上是個人化的。也許不必計較原文本是偶然翻得，還是他特意定購*23，重要的是他對此書獨有所觸，並有意推介於國人，或根本僅只爲自己而翻譯：“聊作談瀛也可”，道出了徘徊於兩者之間的譯者思慮。結合陳季同的個人際遇，品味譯序中對布朗熱將軍沈浮命運的感歎，可以説正是這種文本與第一讀者／譯者的個人情感的隱祕契合，使他於純文學之外選擇了“賈雨”，打破了衆人對通曉法國文學的他作爲譯者的審美預期，也部分地造成了他在翻譯文學中默默無聞的命運。然而，我們是否可以説，在這一偏向“邊縁”的選擇中，糅合著個人、事件的偶然與某種歴史或命運的必然，譯者或許並非不經意的以“賈雨”對譯 Cahu，並借“賈雨村言”説人生興衰的寄託。
　　以上兩個早期被翻譯的法國文學作品，都屬於其本國文學史上的“無名者”，這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也増加了作爲其副産品的譯本在中國翻譯文學史中被淹沒的合理性。然而，從文學作品跨文化移植與接受的層面來看，被歴史忽略的“小人物”及其之所以被忽略的原由本身都可能有著豐富的文化闡釋空間，提供從不同側面貼近時代與人心的通道。至於這兩部作品的譯者，也有一些與其作品命運相關的共同點値得注意。他們都有在當時並不多得的直接從法語進行翻譯的文化準備，也有較強的語言能力和實踐動機，應有很大的成功的濳質。之所以長期被忽視，至今遊離於日見繁榮的翻譯文學史的討論，除了以上分析的種種原因，有一個共同的因素或許是頗有意味的：他們都不是以“文人”身?活躍在他們的時代，都只能算是文學的業餘選手。這似乎決定了他們比較缺少職業文人對於讀者的重視，忽略了文本創造中隱在讀者的積極意義而更專注於主觀意向的達成。同時，由於他們非“文人”，他們的譯風比較缺少豐潤；由於他們較多瞭解異域生活，重視傳達相異性，而不願過於將譯文本土化，這恰與一批不大通外文而精於貼近讀者的譯家形成對比。而過渡時期所需要的恰恰是林?而非一個精通外文却脱離讀者趣味的媒介，這或許也部分地解釋了歴史對文本的選擇。　　　

【注】
１）如郭延禮《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談到1894年後的翻譯活動時，英國文學方面提到了1896年發表於《時務報》的柯南道爾、1898年發表於《昌言報》的哈葛徳小説，而法國文學則以《巴黎茶花女遺事》爲首（第29頁)；施蟄存《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翻譯文學集・導言》(上海書店出版，1991，第４頁）強調它作爲“歐洲文學名著輸入中國的第一部”之經典事實。
２）陳鳴樹《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典》(1897-1929）在1897年“譯文”欄中提供的刊出情況是“1897年7-9月”(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第２頁)；査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彙録》第１巻《農學報》目録，發現除1897年7-9月（第5-9册）連續刊出外，從第21册起斷斷續續分20次直至第212册（1903年４月）最終續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729-776頁)。?注：《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彙録》在本文中重複出現時簡稱《彙録》。
３）陳鳴樹《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典》(1897-1929）收録題名爲《?舒及馬格利小説》(該書第２頁)，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彙録》第１巻則爲《卓舒及馬格利小説》(該書第885-888頁)，《求是報》原刊情況與後者同。
４）除本文述及的版本外，1898年7-8月《中國官音白話報》也曾刊有“金匱瓠園懶農演”的白話本（《彙録》第924-925頁)，但筆者未能見到此刊。
５）由於未見到《農學報》在連載《穡者傳》時可能提供的關於譯者的周邊文本，僅從同一時期也刊出過朱樹人譯文的《實學報》(1897.8-1898.1）得知他當時是該報的法文翻譯，並有文學之外的譯作。
６）引自梁啓超爲《農學報》所作的“序”，見《農學報》第一巻，光緒二十三年三月（1897年５月)。
７）根據當時期刊的出版習慣，很可能在一定時期内將部分連載文字?出單行本傳世，1903年版《穡者傳》當是期刊連載結束時出版的。同時，北大所藏《農學報》除未見《穡者傳》等連載内容外，與《彙録》所收目録還有“期”、“巻”與“册”的名目等不同。因爲《彙録》是以期刊實物爲依據編寫的，應確信有完整的原始刊在。故北大藏本與《彙録》刊本的關係暫存疑。
８）阿英《晩清戲曲小説目》，中華書局，1959年，第164頁。但該書未提供此書以後再版的情況。
９）根據《彙録》的信息査《北直農話報》，在原文標題“阿藏格”下標明“原名《穡者傳》”。“阿藏格”是小説中的地名，主人公創業的田庄。
10）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彙録》第二巻（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1712頁
11）此時文明書局已并於中華書局，重印原文明書局版書時，仍以文明書局名義。據朱聯保編撰《近現代上海出版業印象記》，學林出版社，1993，120-123頁
12）Jean-Louis Boully《法國里昂市立圖書館館藏里昂中法大學1921年1946年中文書目》，Ouvrages en langue chinoise de l'Institut frano-chinois de Lyon 1921-1946。關於此譯本，書目編者説“沒能還原此書法文作者，也許是某個 Marchand?”(第82頁）此書作者難於還原，恐怕不僅在於它是否名作，而且還在於譯者在多大程度上作了自己的選擇。因爲譯名“麥爾香”顯然在詞義上與作品表現的業農之樂不無關聯。
13）1903年版《穡者傳》内封關於“農業教育小説”《穡者傳》的廣告詞。
14）朱樹人譯　麥爾香著《穡者傳》上海文明書局出版，1903（光緒二十九年）第１頁
15）同上，廣告頁。
16）《阿藏格》“引言”，見保定府高等農業學堂編輯《北直農話報》第二期，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1905年12月11日）
17）《阿藏格》第一回“入農學考試優等　依良友購墾荒田”，同上。
18）《阿藏格》第五回“絶狡獪不畏嫌猜　結純良能多獲益”，《北直農話報》第十期，光緒三十二年四月十五日（1906年５月８日）
19）中山大學歴史系教授桑兵《陳季同述論》(《近代史研究》1999年４期）説他譯了“雨果的六部主要作品”，但此信息筆者僅見於該文，而且他引述的六部作品《九三年》，《項日樂》，《鐘樓怪人》，《呂伯蘭》，《歐那尼》，《呂克蘭斯鮑夏》均爲記録在案的曾樸譯本（參見《漢譯法國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圖書目録》77-83頁。北京大學中法文化關係研究中心，北京圖書館參考研究部中國學室主編，世界圖書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其中《九三年》沿用了後來的常見譯名，曾樸譯爲《九十三年》。這六本書的譯者基本沒有異議。因此，《陳季同論述》這種説法恐怕與時萌《曾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説陳季同“與法國文豪伏爾泰常相往還”(第113頁）一樣無法成立。
20）原文的査證得益於法國學者 Angel Pino 先生的幇助，是他根據筆者提供的信息在互聯網上檢索有關“布朗熱將軍”的文字之結果，作爲法國的中國文學研究者，他對 Cahu 被翻成“賈雨”深覺意外，而且很感興趣。檢索結果主要得自法國國家圖書館館藏書目和相關的基本信息。
21）論者主要根據曾樸《病夫復胡適的信》(1928年３月16日）的敘述，此信曾刊於《眞美善》第一巻第十二期，並以“曾先生復信”收入《胡適文存》第三集，廣爲研究者征引。
22）陳季同《卓舒及馬格利小説》“三乘槎客并記”，《求是報》第二册，光緒二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引文内標點爲引者據今慣例添加，原文未標點，亦無標題。
23）仍據曾樸的信，是陳季同使他和法國的書商有了購書關係。“賈雨”的書 Georges et Marguerite 在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有1893年出版的第三版和第六版，據 Angel Pino 先生介紹，在當時的出版情況下，同一作品很可能一年内多次再版，印量不大。因此，該書很可能即於當年問世，與陳季同翻譯僅隔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