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残遊記》外編及“三集”

　　　　　　《老残遊記》外編及 “ 三集 ”

　　　　　　　　　　　　　　　高　　健　行

　　《光明日報》文学遺産専刊，前年上半年幾乎毎月都有文字渉及《老残遊記》外編問題。（後来，也時有研究劉鶚的短文刊載。）学術争鳴各有見地。読後不覚也有些想法，欲提出来請海内外専家指正。
　　作品的写作年代与発表年月，本是両個不同的概念。二者完全吻合的情形很少。《老残遊記》尤其如此。《老残遊記資料》第九十四頁，劉厚沢注釈〔九〕：“……《二集》於1907年尚在報上刊登，然則先祖日記於1905年陰暦十月已写至十六巻之多，何以写成後需隔両年再在報上発表，……”這事雖連注釈者本人也覚可疑的。意為《初編》誤入。（日本樽本照雄早在《野草》十八期中就有此見解。）但写作与発表在時間上的脱節，還在情理之中。写作時間本是一個時期的区間。既有一個開始的上限，也有個終止的下限。故時萌及樽本照雄両位共同的立論基準点��“《二編》写作時間当為1907年上半年”之説，実際表述的是《二編》写作時期的上限為1907年正月，下限則為1907年６月。它最可靠的証拠確是樽本照雄提到的，那個早已找着了的《二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蔵本。（去年他又在天津看到了当年初集抽印本。）此件給定了《二編》発表和写作時期。那是1907年《日日新聞》以加印的第三頁匯合而成。分上下両個本子。第一回正文前有序言，毎頁以中縫対摺装訂。背面及正面装訂処均有広告。足見為初時日報剪集，与阿英《初編》蔵本格式相雷同。第一冊封面注有“丁未莫冬既望訂”字様。然而筆者対於其創作期的上限，還略有想法。且為談清後面要討論的問題，請允我化少許筆墨講一下。
　　這里也応引劉大紳《関於〈老残遊記〉》一文及相応注解来討論：“曁海北公司失敗，乃復着手写之，是為二編”（傍線筆者加）很清楚，上限大体在海北塩公司失敗之後。根拠《資料》，這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劉鶚還逗留東京，書写《崔敬　墓誌銘》故知所謂“復着手写”二編之時間，還須晩于這個日子。而且統観劉鶚当年遊歴東洋的詩存《東遊草》，大多意境在遊山玩水，即興而随意吟詠，心情尚楽観。意為海北公司之告失敗還在此之後，也即1906年深秋返国之時。所以従現有這点資料来看，《二編》写作時間之上限似宜断在1906年冬合理。
　　這様，確定了基準参考点，再試把《外編》写作時間問題，在此前後比靠一下，或許能較醒目。
　　対於時萌的推論，樽本照雄作了簡潔的批評。但他自己在第二点中，以判定時萌把劉大紳注文中“‘原作’当‘初集’”為依拠，結論説：“那個‘原作’当然都包括《初集》和《二集》。我不得不説，時萌先生的推断不能成立。”　可是査《資料》第五十八頁末行，注十五原是専為《外編》両字作的詮釈，実在和‘初集’‘二集’都無関。（注文，時萌文中已全条引用，這里不必再抄。）時萌的用意是否確認：“当作《初集》”並未言明。不過時萌説：“……由此可見，劉鶚是先写《外編》”的，似缺乏邏輯。樽本照雄拠以劉大紳《関於〈老残遊記〉》，以為“当然都包括《初集》和《二集》。”可我還以為不排除其可能性同時，単就注文字面含義而言，更大有蘊含的是“原作”指的是第二層次之“不　意”的“原作”��《外編》，並非属第一層次之“雅不欲人知”的初、二集。細読那条注文，起首提出共十六張《外編》手跡，接着便説作者“不　意於原作，欲改編。”口気連貫，並無指初二集之義。退一歩説，起草外編比較慎重，多幾稿試筆亦無不可。
　　尤令人感興趣的是，這条注文還具有更深一層的時間線索。因為它清楚地講到了当年劉鶚“閲林琴南氏所訳之足本《迦因小伝》（商務出版）”並言：“ ……‘我当写一《迦因別伝》耳。’言後，未数日即起草，而廃外編不作。……”這段話前因後果十分明顕。林訳本大体上給出了起草《外編》的時間上限。這個時間正与林氏足本出版発行的年代大有関係。1981年北京商務印書館版《林�的翻訳》第六十二頁収有馬泰来之《林�翻訳作品全目》003条，把林訳本《迦因小伝》断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二月��即乙巳年。作為小説家的劉鶚，対這本訳書很有先睹為快的可能，比較及時接触了初版。這種推想使我們探求的時間区限更為靠近了。　　再有個反証，就是仮設劉鶚在乙巳年確実起草過《外編》稿的話，盡管由他親自廃了，都可解釈《外編》文中談到蝶園以前這幾句話，很有符合劉鶚生活真実的地方。因而也可供我們研究思考。一年的冬月本只有三個月，文中所謂三個月“住了”，就是説到了年底。而来年即為丙午年（1906）。劉鶚則於正月十四東渡赴日，中間間隔不過半月時日。既要作遠行準備，又要構思結構後又終於廃了的《外編》，還要写点《迦因別伝》稿，精力恐難勝任，也不合常情。再接下去春秋二度旅日。冬月又擠時間開始写《二集》。直到次年（1907）六月間。在連続創作《二集》的過程中，決不可能分出全本矛盾的心思来構写《外編》。且“六月間”劉鶚赴漢口前交待大紳之後，即離北地。同年他在著作方面還要忙於刊行《十一弦琴譜》並為之序。後来浦口購地案起，心緒更趨緊張煩燥，必減少創作勁頭。此外，《外編》残稿中有言：“在下与老残五十年形影相随”。在“目下”“今年”這個乙巳年，作者的実際年齢是四十九歳，為行文方便湊足五十整数也近事実。此点似也有傍証価値。以上這些都是可以解釈得通的仮説和反証。従而就可基本上把1906年写《外編》的可能性排除了。
　　再下一年為丁未年（1907）。“六月間”以前依然在写生《二編》。那麼是否就能認為：“《二集》已経写完了以後，還没有登載在《天津日日新聞》上以前，劉鶚又写作了《外編》”�？回答是否定的。因拠《資料》九十四頁劉厚沢注釈〔九〕，可知劉鶚1907年６月間赴漢口臨行前，“諭紳剪留，並嘱登完後向報館多索数　。且謂已語方叔，不再続写云云，雖曾遵辧……”這里所言“剪留”当然是《二編》。不過這是件“遵辧”了的事，表徴着這条注文的真実性。値得注意的是“已語方叔，不再続写”八字。這是很決断的語気和態度。是向“方叔”所在的那個編輯部宣布的意願。然而作為一個作家，他還是可能要創作的。只不過不準備対“方叔”他們供稿而已。“不再続写”的“写”字，指的是給“写稿”的意思。対於別的刊物是否也無供稿的意向，実也未可知。
　　総上所説，似《外編》写作時間，在乙巳年的可能性依然未徹底排除。再則樽本照雄引用畢樹棠的《関於老残遊記之続集》，更有重大意義。他肯定為：“引用文章不但是珍貴的証言而且是很可靠的資料。” 那就請容我借用他自己的設問：“文中的‘未及問世，復作三集’是什麼意思�？這個‘三集’究竟指着什麼�？”我認為這個“三集”不是別的，而僅僅是《三集》！什麼意思�？因署名“金”的文章中，不是明明説着：“……未及問世，復作三集，未竟而被拘，全稿多有諱語，乃投諸火，遂不伝，”（傍線筆者加）這里清楚地説明着歴史上《老残遊記》作為長篇小説，有了称為《初編》《二集》，還曾有過一個被称為《三集》的未竟稿。況且這里又極明確地告訴人們，此著内容是“多有忌諱語”，是在相当大的圧力下的怨憤之作。也是所有諸稿中写作時間最晩的一種。始作於《二集》尚未問世的丁未（1907）六月間，止於戊申（1908）六月被逮。畢氏這段文字資料可謂言簡意　，連它的帰結：“未竟”“乃投諸火”也交待了。告訴我們“遂不伝”，是徹底銷毀了的。不再会有残稿留給後世。也即反過来告訴我們，1929年除夕発現的那十六頁《外編》残稿，完全是�一碼事。也可由比較文学的角度来観察，《外編》並非属於《老残遊記》三個連続集的。它是遊離於初、二、三集外的新結構。与由《初編》《二編》《三集》組成的長篇作品，僅是同系列的関係。如《外篇》開巻不久写道：“……来了両位，一個叫東閣子，一個叫西園公，……”，即猶如《初編》第一回中写的：“……走進両個人来，一個叫文章伯，一個叫徳慧生。”一様。然後都借角色問答，揣出作者一肚子安邦定国的議論来，提綱挈領，開創一部小説局面。都具備着独立行文的前景。根本不象《二集》第一回接　於《初編》末尾的情節。(被命名為《三集》的固然已“投諸火”無考，揣度起来也必如此方有情節連貫性）而是以新的形式和筆調開始創作思路的。
　　講明上述諸点，就可使我們対《老残遊記》“外編”及“三集”的看法，有一新思緒。即不能完全憑借確証了一個《外編》之後，便簡単地排除在此稿之前的同名稿件出現之可能性。
　　《老残遊記資料》六十頁劉大紳注十五：“外編稿共十六張，（按：実缺第三頁）現手跡尚存紳処。先君初因不　意於原作欲改編。継因閲林琴南氏所訳之足本《迦因小伝》（商務出版），頗讃美之。惟謂結局迦因投水，殊不能令人満意，諭紳以須如何作法方佳。紳因進言何不続之，先君諭曰：‘続人小説，為無聊筆墨，如欲重作，我当写一《迦因別伝》耳。’言後，未数日即起草，而廃外編不作。然《迦因別伝》実亦未写得若干，今亦遍覓不得矣。”（傍線筆者加）這里所謂被廃的“外編”其実已非那十六張“尚存紳処”的《外編》。句末又連用両個“亦”字，尤明言：“今亦遍覓不得矣。”可見当年注者雖掌握十六頁《外編》残稿，還是於尋找《迦因別伝》稿同時，尋覓�一種也“遍覓不得”的《外編》稿。否則何必著一“亦”字�。並使我們明白“廃”“不作”，実際是曾経作過了的呀。否則自不必用“亦”字更何必再費紳尋求�？故而猜想起来，此両種《外編》実非同一。這条注文非但出自劉鶚親子，尤其要緊的還在於劉大紳当年已十九歳，並有所参謀其父的小説創作能力，能　“進言”了。従而更説明這条注文的極大可靠性。此外作家在創作前後，擬写多種不同構想的同名篇章不乏先例。所以在乙巳年還出現過�一《外編》稿的可能性，我以為是有的。下面僅僅為了叙述方便，暫把注中的前者即1929年農暦除夕前発現的標称為《外編Ｂ》，後者遍覓不得者則相応標為《外編Ａ》。
　　無論劉�孫把《外編Ｂ》断在1907年下半年，抑或去歳張純断在上半年，都無碍於対《外編Ａ》的揣度。因其写作時間従上文已提到的《迦因小伝》足本，已知必遅於林訳足本出時間。這時劉鶚正在上海。其乙巳日記至少可明証，彼時劉鶚正熱衷於小説創作活，月前才訪過著名小説家李伯元。必対新出版的林訳《迦因小伝》足本有興趣，先睹為快。会很及時接触這個本子。故可認為《外編Ａ》有可能於1905年３月之後被“廃”“不作”。換言之，其起稿時間就可比此略為更早一点。
　　同様《二集》除了目前大家公認的外，還是否有過別的稿本出現過，也大有可疑。魏紹昌在文章中也隠約提到此点。劉�孫《鉄雲先生年譜長編》（斉魯書社）一百三十三頁中便記有：“鉄雲先生所写《二集》不僅並非止於九回，也不止写至十四回。十四回之説，可能是先父之失記。而且看後来�写《外編》，似鉄雲先生自己已将《遊記》結束。但不知九回以後曾否在報紙発表及成稿散失在何処。”
　　這様，是否使我們了解，樽本照雄援引的“不但是珍貴的証言且是很可靠的資料”的畢樹棠提供之《三集》線索，確実並非指的是《外編》。誠如我前面已講過，只是《二集》之後的《三集》。程紹周那段話，把個《三集》描述得那麼完整。写作時間明示為《二集》“未及問世”之際，即劉鶚赴漢口（1907）赴程之後，直到次年（1908）六月被執為止。内容是“多有忌諱語”的文章。結果是“投諸火遂不伝”，決不可能再被後人発現了。来龍去脈甚清楚。於是，《三集》曾経存在過的線索就被掲示出来了。這也許対於猜度原作存在更多篇章的仮設，有了新的支持；而且更使我們覚得《外編Ｂ》中夫子自道，所謂：“不知不覚已成了《老残遊記》六十巻書。……後四十巻因被老残随手包薬，遺失了数巻”（注意，並非説全数遺失。）等語顕得更有深意了。
　　総之，筆者的大胆仮設以為：（一）《老残遊記》外編，也曾出現過�一個早年已“遍覓不得”的乙巳稿本。（二）《老残遊記》非但有《初編》《二集》，而且歴史上還曾経有過《三集》的稿本出現。（三）《三集》的写作年代在丁未年（1907）至六月被執間。

★参考文献��
（１）《老残遊記資料》魏紹昌　1962.4
（２）《清末小説研究》№1,　№6　（日）
（３）《清末小説研究》1983年中文版
（４）《清末小説閑談》樽本照雄　（日）
（５）《劉鉄雲詩存》劉厚滋輯　劉徳威刻印
（６）《林�的翻訳》銭鐘書等　1981.10
（７）《釧影楼随筆続記》包天笑
（８）《鉄雲先生年譜長編》劉�孫　1982.8
（９）《劉鶚年譜》蒋逸雪　1981斉魯版
（10）《説苑珍聞》陳汝衡　1981.12
（11）《野草》33期　中国文芸研究会　（日）

★補充注釈；
　　畢樹棠其人為中国旧時翻訳名家，在文芸界中曾経知名度甚高。故其撰記文献具非比尋常之価値。
　　近拠趙家璧《“書比人長寿”��費正清博士従美国来的一封復信》載：那是1947年，我（趙家璧）已従重慶回到上海，主持晨光出版公司，鄭振鐸先生把一套《美国文学叢書》的全部訳稿（共18種，20巻）交給我，編入《晨光世界文学叢書》中；全書於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出斉。這套頗具規模較有系統地介紹現代美国重要作家代表作品的翻訳計画，最早是在1946年由当時美国新聞処処長費正清博士（Dr.John K. Fairbank）在重慶首先建議的，它曾獲得我地下党的支持。這個計画後来移到上海，在中国文協上海和北平両分会領導下，由鄭振鐸、夏衍、馮亦代、王辛笛、馬彦祥等組成編委会，分別約請翻訳名家焦菊隠、羅稷南、張駿祥、洪深、畢樹棠等十余人執筆。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是値得一記的大事云云。
　　　　　　　　　　　　　　　　　　（摘自《書林》月刊1985年２期第30頁）
　　　　　　　　　　　　　　　　　　　　　　　　　　　（Ｇao Ｊianx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