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老残遊記》結構形式的選択

論《老残遊記》結構形式的選択

蔡　鉄鷹

　　不要到黒格爾的著作中去尋找成了他的結構和杠杆的那些錯誤和有意歪曲……更為重要的是，在錯誤的形式下和人為的聯系中找出正確的和天才的東西来。
恩格斯1)　

　　《老残遊記》的表現芸術在中国古典小説中堪称一絶，但它的結構久為人詬病。那些足以顕示作者文学才華的情節板塊与它們之間的脆弱聯系，構成了一種強烈的不和諧，即使比之結構意識本已淡薄的中国小説，《老残遊記》的読者都不可能不注意到作者在結構作品時的“粗疏”和“随便”。
　　《老残遊記》的英訳者哈羅徳・謝迪克很早就注意到了這一点。当他感覚到按西方的小説概念判断，《老残遊記》明顕地“缺乏情節和主題的統一性”時，他試図帰咎於連載這種形式和作者的粗心。這顕然不是一個令人満意的解釈。既然謝迪克承認“由於作者対人民和対事物的一貫関注，為人正直和充満幽黙的性情，使全書的感情是統一的”，2)那麼，一以貫之的感情只能是要求作品趨於一致的力量，雖然這還不等同於精致的芸術結構，但至少不会産生破壊性的効果。
　　之後，美籍学者夏志清先生正面接触了這一棘手的問題，他在致力於《老残遊記》思想和風格的綜合衡量時，以相当的注意力分配到作品結構形式的形成及内在聯系上。他認為，以劉鶚的芸術功力而論，《老残遊記》之所以缺乏情節結構的統一籌劃，“与其説由於拙劣和粗疏，毋寧説作者故意如此”，原因就在於劉鶚“不満前人以情節為中心的小説，又有野心包攬更高更繁雑的完整性，以与他個人対国計民生的看法互相呼応。”3)這一意見対解釈“老残遊記”的某些結構缺陥無疑有重要的啓発意義，但遺憾的是夏先生的論述没有使用更多的外証，因此某種意義上仍缺乏一些確定性。而時至今日，我們已有可能在夏先生奠定的基礎上再進一歩地延伸和坐実，以証実劉鶚在面臨社会観念的表達与芸術表現力的完善這両者的選択時，有理由也是有意識地捨棄了職業小説家那種審慎的考慮和精心的平衡。

劉鶚為什麼要写桃花山

　　《老残遊記》主要叙述了両個酷吏的故事，僅就這両個故事的関係而言，似乎還不構成小説情節的不統一──中国小説的伝統技法并不排斥類似的松散結合──而如果《老残遊記》真如劉鶚所言原有六十巻之巨（《老残遊記外編》巻一），那麼作者就可能是在模倣《儒林外史》雕鑿群像的方式，在人物形象的集合中也許会顕示出作者的整体構想。真正令人費解的是穿挿於両個故事中的申子平夜訪桃花山一節。
　　僅僅従結構上看，申子平并不是一個必須出現的人物，如果譲老残直接進山而保持情節的某種連続性，那麼桃花山一節就可能成為一個独立的故事，破壊性也就会大大削弱而能�w為“遊記”的体裁弾性所包容。但夏志清先生曾正確地指出，在現実面前極易冲動的哭者老残和対中国文化充満信心而又隠而不仕的黄竜子，乃是劉鶚互相頡頏着的社会意識的両個方面，劉鶚之所以要拈出一個申子平貫穿情節，正是因為他不想使針鋒相対的自我対塁起来，以申子平這様的気質、経歴為牽発機制，才更有利於黄竜子従容地道出関於国家命運的預言和構想（参見注３）。如果我們認為夏先生対老残与黄竜子的理解不誤（也有人従不同角度指実黄竜子即黄葆年或李竜川，這不妨碍我們対老残与黄竜子関係的理解）那麼通過申子平透露出来的作者的創作意図，就足以提醒我們：申子平夜訪桃花山絶不是作者興之所来的任意揮洒。
　　究竟是什麼使得劉鶚一定要設計這個情節而寧願留下為人詬病的結構缺陥？這似乎和作者感情平衡的需要有関。劉鶚在《老残遊記》“自序”中曾援引中国知識分子　泄感情的旧例，称《老残遊記》也是一種以紙筆代喉舌的痛泣。痛泣的原因，既有“家国之感情”，“種教之感情”，也有“身世之感情”。這里“身世之感情”的核心顕然是指被人目為“漢奸”一事。従《老残遊記》作為総綱的第一回的寓言来看，劉鶚本来有心将“漢奸”一事采入作品以一泄心中郁悶，并且已経有了具体的創作意像。這里不準備探討《老残遊記》的実際情節為什麼没有沿着寓言中的意像継続伸展，或許劉鶚自覚此事已無可辨白或無須辨白。但応該強調這并不意味着劉鶚不需要尋找心理平衡或精神解脱。劉鶚一生，凡挙大事皆有“漢奸”之名，雖口申舌辯却終不能“剖心自明於人”（羅振玉語），特別是太谷学派中人也曾多有非難，這些都曾使劉鶚非常難堪，在致黄葆年的信中他就暗示，他之所以特別推崇黄葆年，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黄対他能“不以形跡拘，更不以他端為疑也。”4)根拠弥漫於“自序”与寓言中的憂鬱和悲涼，我們不難理解這些来自各方面的攻訐和誤解給他造成了什麼様的心理圧力。
　　在這個基礎上再看桃花山，作者的情緒格調已為之一変。桃花山是一個和作品中其它地方強烈対比着的自由環境，它幾乎具備了中国知識分子心目中的武陵桃花源的一切優点，在這里，人們可以以完全寧静的心情互訴心曲，可以在完全平等的気雰中討論哲理化了的政治問題，也可以尽情享愛各楽其楽的　然天趣。如果我們接受研究者們趨向一致的意見，承認這是構建於太谷学派理論基礎上的理想社会，承認黄竜子是劉鶚社会意識的�一化身（夏志清語），那麼桃花山的出現就顕然是作者的一種寄托──在“挙世皆病，又挙世皆睡”的混濁世界中，作者需要一塊清静的楽土立足，就如托爾斯泰、巴爾札克冷峻地面対社会時，也総要描写一些値得同情的人物一様──這就是劉鶚不惜破壊作品的整体芸術効果而一定要将桃花山穿挿其中的原因。 1903年劉鶚因《繍像小説》刪去桃花山的核心内容而中止供稿；1905年又為《天津日日新聞》補写這一部分這両件事，都可以従側面説明劉鶚十分看重這数回文字的重要象徴意義。
　　�外，桃花山出現在《老残遊記》中還可能由更直接的功利因素促成。在“首届劉鶚与《老残遊記》学術討論会”上，朱安平曾提出桃花山与本世紀初太谷学派重新公開活動有関，5)這一意見値得重視。太谷学派自1866年黄崖教案後三十余年未曾公開活動，至1902年学派重要人物才重新聚会上海，議定成立学社公開講学伝道。劉鶚参加了這次聚会，由《壬寅日記》査得，劉鶚是年四月中旬至五月上旬赴滬，似是専行。這次聚会，対於太谷学派具有転折的意義，標志着学派多年隠秘、分散的状況従此結束；対劉鶚本人留下的印象也一定極為深刻。是年四月二十八日聚会之後，黄葆年作了一夢夢見自己昇到極高之区，同門中人戚先生釈云：“至此地位，盛衰二気倶已脱粘矣。趙明湖衰気未脱粘，屈平之流也；劉××盛気未脱粘，蘇、秦之流也，皆不可登孔孟之堂。”（作者按：“劉××”原文如此，疑即劉鉄雲。）劉鶚在日記中記述此事時，特意注出“警悚”二字。五月初七日劉鶚返京途中，又夢与黄葆年同謁催速転仏，并作頌云：“吾人業識，痼弊深矣，吾仏慈悲，為我転之，吾所求也｡”6)可見作為学派虔誠信徒的劉鶚在這次聚会中身心都受到了一次強烈的薫陶。聯系到之後劉鶚一系列振業学派的実際行動，可以認為在《老残遊記》中設置桃花山確又可能属於執行太谷学派宣伝計画的一個部分。由此而論，劉鶚写桃花山而且一定要作為一種社会意識，作為自己的信念主体来写好，幾乎就是必然的。

黄人瑞為何得到青眛

　　在玉賢、剛弼両個故事之間，《老残遊記》有一個長々的情節過渡，老残与黄人瑞及両個妓女一起渡過了“伝統中国文学中最長”，“也是描�最為逼真”7)的一個夜晩。這個夜晩幾乎是劉鶚的表現芸術功力発揮得最為舒暢的地方，但是劉鶚為什麼竟没有感到這作為情節的過渡未免有喧賓奪主之嫌？為什麼竟没有意識到黄人瑞已経超出了他試図構建的形象体系？
　　追遡這個漫長過渡的形成原因并不困難，故事本身已経表明，対黄人瑞及両個妓女的描写都是服務作者表現1889年山東黄河水患的意図。在劉鶚的生平経歴里可以找到這一情節的史実背景：1887年８月，河南鄭州黄河決口，河水横溢千里，久治不愈，先後有両任河督因此受到革職処分，直到1888年７月呉大澂任河督時，情況仍未見好転。是年，劉鶚投効河工，直接向呉大澂陳説了自己的治河主張。以劉鶚完成於這一時期的《治河五策》与呉大澂当時的奏本対照，可知他的主張不僅屡被采納而且事実上成了呉大澂治河理論的主要框架。8)因此，同年年底河工合流時，除呉大澂等歴任河督皆大歓喜外，劉鶚大概也是処於一種極為得意的亢奮状態，呉大澂保挙給他的一副知府頂戴随手就被他送到了其兄劉夢熊頭上。
　　当然，劉鶚的得意不完全等同於呉大澂等人，他感興趣的是事業的施展，在這里他得之家伝本人又研習多年的治河之学終於有了発揚光大的機会，所以鄭州河工基本結束後，劉鶚立即又転入黄河全境水患的治理調査。正是在此期間，劉鶚目睹了1889年山東水患的惨状。在《上鄭工局総辧稟》中他以極為沈痛的語調叙述了自己的感受与見聞：“黄之大汎之際，一千余庄淪没水中，其挙家被難者，不知凡幾。目撃心傷，惨不忍言”，而斉河県延安鎮，已是一片汪洋，“鎮東十数庄，皆無　類矣。”9)如此看来，作品中両個妓女的叙述和劉鶚在回評中的補充交待都是無可置疑的事実。
　　但尽管山東水患厳重，劉鶚在其境内并没有得到河防当道的任何実際支持，僅々抄録河防档案尚不可得，又遑論治河的種々方略大計！在発往鄭工局的一系列稟稿中，劉鶚直陳了種々掣肘与煩悩，而這一切与劉鶚規劃的宏図之間的反差又是何其強烈，因此劉鶚数年後創作《老残遊記》時対此仍耿々於懐是不難理解的。
　　従《老残遊記》第一回老残借黄大戸（喩黄河）出場和第三回老残見宮保時主要是談論河工這些富有暗示性的安排来看，劉鶚很可能従一開始就有以黄河水患作為作品背景的意図，但這様一来，劉鶚就不可避免地会陥入一場感情危機。当時任山東巡撫也是応対廃民�x負主要責任的張曜（作品中的宮保），与劉鶚的父親劉成忠有過共事的経歴，対劉鶚本人也算是厚待不薄，且任上政声不錯。劉鶚対他的庸碌雖然頗有微詞，但他顕然不願真正傷害這位忠厚長者，至少是不願在作品里把他写成一個応承受主要責任的角色（劉鶚的本意也不是批判這一類官員）。在写玉賢故事時，劉鶚也批評了宮保対玉賢的盲目庇護，然而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宮保的責任只是偶然失察，并不構成対名誉的真正損害。但如果劉鶚正面写河患，情況則会完全不同，那様宮保就毫無疑問他会受到作者的厳　　撃，也会象玉賢、剛弼一様站到被告席上。這是劉鶚不願見到的結果。所以当第三回老残対宮保大談一通治河方策後，劉鶚就譲他離開了済南，廻避了与宮保及其幕僚們在治河問題上的直接交鋒，関於河患的有関情況只得等待�外的契機。
　　黄人瑞的出現，使劉鶚捕捉到了一個新的機会。黄人瑞的使命本来十分簡単，只是為了交待出新的情節以使老残的遊歴能�w継続下去，就審美価値而言，他還比不上城武県令申東造，申東造的筆墨雖然不多，但畢竟還是玉賢的一個比較対象。但劉鶚却不失時機地将黄人瑞変成了又一種形式的自我──在黄人瑞的身�上，劉鶚很大程度上鋳進了自己：黄人瑞捐同知，投効河工，即将被保挙為知府以及他詼諧開朗不拘小節的性格都与劉鶚本人的情況十分相似──　一方面，他譲黄人瑞去完成老残由於身�的限制而不能完成的任務（同情并拯救両個妓女）；�一方面，他又通過黄人瑞之口舒徐不迫地交待出宮保対廃民�x一事的処治，這様既表達了劉鶚対宮保的不満，又大致上能保持住老残和劉鶚本人対宮保的感情眷念。這様，黄人瑞的附加任務実際上就超出了這個角色応該承担的部分，那個漫長的夜晩也就遅遅不能了結，最後劉鶚還不得不譲老残和黄人瑞承担起情節発展的必然結果：照料両個妓女。這大概是劉鶚始所未能料及的。

劉鶚為何対結構如此漫不経心

　　在討論這個問題時我們将要渉及�外一些因素。這些因素対我們討論的問題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一、《老残遊記》与晩清社会思潮的関係。
　　晩清的十数年間，譴責小説盛極一時，造成了一種特殊的文学現象。這種文学現象無疑是以那個時代的社会思潮為基礎的。十九世紀中葉以来中国社会的動蕩，挟帯着西方文明輸入的背景，対我們這個古老帝国頼以生存的政治秩序和文化体系産生了前所未有的猛烈冲撃，并在属於我們的這個世界与外部社会之間構成了強烈的反差，使得一向習慣於自我封閉的中国知識分子不得不迫使自己突破伝統文化的框架去尋找新的社会出路。因此，這一時期的各種社会、文化、学術思潮無不帯有対伝統文化進行反思和試図匡世済時的意味。晩清的小説家雖然都不具備開出療世処方的素質，但幾乎毫不例外地都已意識到長期的社会動蕩与政治的黒暗有関，因此這一時期的作品幾乎都以掲発伏蔵弊悪，糾弾時政風俗自命，凡文字筆墨又都患有誇大其辞，筆不蔵鋒的通病。這種作品，対於健全小説的社会功能，対於中国小説由茶餘飯後的消遣向直接干預社会生活的演変，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従純文学的観点来看，它們都是西方批判現実主義進入中国之後的邯鄲学歩者，既不具備批判現実主義通過刻劃人物性格及剖析人物之間的微妙関係以掲示社会本質的駕馭能力，又失去了中国小説的伝統。考慮到這様一種時尚，我們対劉鶚表達個人社会意識時強烈的個人欲望対作品藝術結構帯来的破壊，是応該在寛広的時代背景下加以理解的。
　　二、劉鶚創作《老残遊記》的動機。
　　此事劉大紳先生曾有詳説，10)学術界也向以“資助説”為不刊之論。但筆者頗懐疑劉大紳先生并未能言尽其中奥秘，我們有理由認為劉鶚作《老残遊記》并不僅僅是由於資助連夢青。
　　1903年因泄露“中俄密約”而被清廷杖死的沈虞希以及受此案株連的連夢青，与劉鶚的関係都極不一般。1898年“戊戌変法”之後，沈虞希参与了唐才常組織自立軍起義的活動，失敗後亡命燕京投奔其時正在辧賑的劉鶚，被劉鶚引為助手。11)将這様一個要犯収留在身邊，無疑是要有一定的勇気的，這就足証両人友誼之深。連夢青与劉鶚交往的起始還不很清楚，但至少1902年両人的関係已很密切，見於劉鶚《壬寅日記》７－11月記載的交往即有12次之多，而且所談既非商務，又非古玩，従未有過明確記録，多少顕得有点神秘。沈虞希案発後連夢青避禍上海，不能完全肯定是因為劉鶚其時正寓居上海，但也不能説与此無関。在当時情況下，且不説連夢青孤介不受人資助在情理上是否説得通（事実上他仍是接受了劉鶚的資助），即以劉鶚論，資助時儻要顧全連的面子，変通的方法也很多，贈送小説絶不会成為他選択的最後結果。要知道，劉鶚前此并没有任何創作的経歴，他并没有把握能将《老残遊記》変売成稿費，而他如果贈送連夢青一件古玩則見効既快又省事省力。
　　有迹象表明《老残遊記》的問世很可能与沈虞希案件有関，并与連夢青有過謀劃。首先，劉鶚対使用“鴻都百錬生”筆名的因由有過交待（《外編》巻一），按照《長恨歌》的原意去理解，劉鶚顕然是要表示自己官場過来人的身�，与連夢青作《鄰女語》用筆名“憂患余生”的用意大体倣佛，都代表了一種批判性的創作意向。這可以表明《老残遊記》与《鄰女語》的問世都不是孤立的事件。其二，連夢青的《鄰女語》共発表十二回，従第五回開始即幾乎是《老残遊記》発表的同時，劉鶚為其逐回写了評語，這足可証明劉鶚参与了《鄰女語》的創作，而如果劉鶚作《老残遊記》僅僅是為了資助連夢青，那麼他絶無直接介入連夢青創作的必要。其三，劉鶚在《老残遊記》十四回評語中自述：“生平有三大傷心事，山東廃民�x，是其傷心之一也。”拠劉鶚生平分析，�両件可能是庚子辧賑失敗和因山西路砿被目為“漢奸”。而《老残遊記》間接写了“漢奸”，直接写了山東廃民�x，《鄰女語》則写了庚子事変，恰恰分別占有了這三個題材，這是否可以看成是他們的題材分工�？其四，《老残遊記》在《繍像小説》上刊至十八期因刊物方面刪除了桃花山的核心部分而中止，随即連夢青也憤而停止了供稿（至二十期），雑誌方面出面解釈也終未能挽回。他們対刊物方面的苛刻要求和一致的抗議行為，也不是連夢青謀生，劉鶚資助之説所能解釈得通的。
　　拠此，我們懐疑在劉鶚的《老残遊記》与連夢青的《鄰女語》之間，一定還有某種更深一層的聯系或某種契約，而促成這種契約或聯系的很可能就是沈虞希一案。関於這一点，我們目前還不能鋳成鉄案，《老残遊記》如何作為曲筆包含着“対清政府殺害沈�的無比憤懣”12)也還不很清楚，但這一点如果得到注意，那麼劉鶚由於受着強烈的使命感支配而造成藝術構思的某些変形則是可以理解的。

　　英国批評家戴・赫・労倫斯在談到作家的主観意識与作品整体効果両者的関係時，曾作過一個有趣的比喩。他説，哲学、科学、宗教這三種東西都忙着対各種事物作出定論以求得穏定的平衡。宗教借助於一個独一無二、定義明確的上帝；哲学借助於一套固定概念；科学則借助於一套法則，這三様東西無一例外，随時都要把我們釘到這　那　樹上去。而小説求得平衡借助的則是作家所発現的相互之間的微妙的聯系，其不穏定的程度就如天平顫悠々的両端。如果小説家試図把“大拇指伸進一邊秤盤，把天平往自己偏愛的一頭拉下去”，如果他希望“在小説里把什麼東西用釘子釘住，這一下不是送了小説的命，要不就是小説爬起来帯着満身的釘子　走了。”13)
　　劉鶚和他的同伴們大概都是喜歓拉天平、釘釘子的人，他們藝術価値的基本　碼就是主観感受的表達。拉天平，釘釘子当然不値得賛揚，但如果換一個角度去看看它如何逼得小説帯着満身的釘子　起来，劉鶚的一系列錯誤却未必不是一種出色的表演。中国小説以母胎里帯来的遺伝因素過早地造就了它的某些性格特徴，故事、情節和読者（聴衆）的需要幾乎占拠了小説所能提供的一切空間，而作者却被剥奪
了申訴感知，表現自我的権利而成為一個匯集和評説客観材料的工匠。長期以来，這種思維定勢厳重地圧抑了作家的創作個性，他們有意無意都得遵守約定俗成的審美原則和風格規範，而不能自主地建立自己的言物体系和叙事模式。因此，対於絶大多数中国小説来説，是否了解作者，是否了解作品的時代背景并不特別重要，毎一部作品都能超越時代引起某種共鳴，而又都不能作為一個時代的独特標誌。直到晩清，経過与外来文化的猛烈撞撃，中国小説的作者們才比較普遍地意識到自我応該在作品中占有一席之地，才嘗試着以自我的主観感受作為取材的衡量標準和価値体現。他們的努力雖然由於打破了伝統的欣賞習慣而受到種種責難和誤解，也由於自身的稚嫩而出現了種種失誤，但無疑標誌着中国小説由古典跨向現代這一艱難騰飛的開始。而在那一特定歴史階段的各種嘗試中，《老残遊記》無疑又是最有特色，最能体現潜在力量的一種。

注　釈
１）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四巻476頁。
２）本節引文見哈羅徳・謝迪克《＜老残遊記＞英訳本前言》，引自四川人民出版社《劉鶚及老残遊記資料》（以下簡称《資料》），1985年版473頁。
３）７）夏志清《＜老残遊記＞新論》，《資料》477，482頁。
４）劉鶚《致黄葆年》，《資料》299頁。
５）朱安平《＜老残遊記＞八至十一回評価》，“首届劉鶚与《老残遊記》学術討論会”論文；可参見蔡鉄鷹、陳民牛《“首届劉鶚与《老残遊記》学術討論会述評》，《明清小説研究》88年三期。
６）以上均見《資料》165-167頁劉鶚《壬寅日記》。
８）11）12）参見劉徳隆、朱禧、劉徳平《劉鶚小伝》，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3頁，98頁。
９）劉鶚《河工稟稿》，《資料》105-118頁。
10）劉大紳《関於＜老残遊記＞》，《資料》391-392頁。
13）（英）戴・赫・労倫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道徳和長篇小説》，見《二十世紀文学評論》（上）234-235頁，上海訳文出版社1987年版。

（Cai Tiey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