擧重若輕　新意迭出

清末小説第14号 1991.12.1

擧　重　若　輕　　　新　意　迭　出
――讀魏紹昌先生新著《我看鴛鴦蝴蝶派》――

欽　鴻

　　高爾基曾經打過一個比方，説一本好書會在讀者面前“打開一扇窗戸”，讓人們看到一個新的世界。由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1990.8）的魏紹昌先生的新著《我看鴛鴦蝴蝶派》一書，就是這樣一扇“窗戸”。它以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度，全面論述了鴛鴦蝴蝶派的有關問題，澄清了種種似是而非的錯誤觀點，爲廣大讀者正確認識中國文學史上這一衆説紛紜的文學現象，提供了許多新鮮的有説服力的史料，也爲學術界的研究工作吹來了一股清新的風。
　　長期以來，鴛鴦蝴蝶派一直受到文學界的排斥。中國“五四”新文學從誕生起，則指斥該派文學“驅青年於婦女醇酒之中”，“墮落於男女獸欲之鬼窟”（守常《＜晨鐘＞之使命》），其害無窮。嗣後新文學作家們始終對它持批判態度。直至建國以後，各種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都未辟專章論述鴛鴦蝴蝶派文學，有的只是嚴勵的�撃和全盤的否定。而這些文學史著作，原來又都是作者在高校中文系的講授稿。也就是説，無論在文學評論界，或是在文學教育界，鴛鴦蝴蝶派都被打入�册，毫無地位可言。然而實際上，鴛鴦蝴蝶派作爲一種文學流派，是一個客觀存在，它的産生、發展、興盛以至衰落，有其獨特的規律，也與時代的變遷、政治和文化形勢的演進，有着至爲密切的聯係。該派文學雖然從総體上受到新文學陣營的貶斥，但由於其本身的複雜性，各個作家和各篇作品，在不同時期或不同情況下所受的臧否襃貶，却大相徑庭。特別是該派文學有其突出的特性――通俗性，使它在社會上擁有浩大的讀者羣，並在不同層次的人們中産生廣泛的影響。即使新文學作家，也未必與之毫無瓜葛。而且八十年代以來，隨着臺港地區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説，和瓊瑤、亦舒的言情小説的輸入，大陸上掀起了持續甚久的通俗文學熱潮。許多作家紛紛轉向通俗小説創作，各種通俗文學的刊物和研究組織競相誕生，而湮沒已久的鴛鴦蝴蝶派小説，也於其時被各地出版社大量飜印問世。因之，漠視鴛鴦蝴蝶派

　　　　魏紹昌『我看鴛鴦蝴蝶派』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1990.8這一文學流派，把它驅逐於中國現代文學（“中國現代文學”與“中國新文學”，應是兩個不完全重合的概念）史之外，或者簡單化地將它一筆抹�，都不是正確的態度。正確的態度，應當是認眞地進行調査研究，實事求是地分析評論，找出其中帶規律性的東西來，給鴛鴦蝴蝶派以文學史上的恰當地位，以便爲當代通俗文學的發展和繁榮，提供可資參考和警戒的鏡子。正是從這個意義上，魏先生的《我看鴛鴦蝴蝶派》一書可説是一部適時之作。它的出版，對於我們正確認識這一已成歴史而又與現實不無關聯的文學流派，將會起到重要的作用。
　　《我看鴛鴦蝴蝶派》一書的特色之一，是立論公允，見解新穎。作者認爲：

　　任何一種文學流派，都有各自新生、發展、興旺、衰落、消滅的過程。所不同的，呈現在現象上的，就是有各自不同的變化發展，和時間上的長短而已。鴛鴦蝴蝶派在漫長的歴程中，出現過許多作者和許多作品。作品有好的，較好的，也有壞的，很壞的；作者有的前期較好，後期變壞，也有的前期不好，後期變好，當然也有始終不好的。其實這是正常現象，應該對它作客觀具體實事求是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論，更不能凭一己一時的厭惡，就此一筆抹殺。也不要遷怒或責怪於這個流派的名稱，名稱何罪？我始終認爲鴛鴦蝴蝶派對他們是一頂合適的帽子，一頂美麗的帽子。

在學術界對鴛鴦蝴蝶派的一片譴責聲中，作者不隨聲應和，不依人仰俯，而力排衆議，獨抒已見，很可見其理論的勇氣。而他的分析，完全符合辯證觀點，又有確鑿的事實依據，立論公允，令人信服。又如，書中在闡述徐枕亞的《玉梨魂》所以廣受歡迎的原因時指出，一是由於徐在寫法上，將“宜於抒情的駢文段落，與彈性較強適於表達對白、敘述的古文段落”交叉穿插起來，頗切合“才子佳人�惻纒綿的哀情故事”，使作品生發出獨特的魅力；二是由於“婚姻不自由釀成悲劇的故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民國初年屡見不鮮，比比皆是，而又“最投合”當時衆多讀者的欣賞口味，因而作品能風靡一時。在這里，作者從文芸學、社會學以及接受美學的角度，對《玉梨魂》的社會效應問題進行透徹的論析，甚是精當。此外，該書還以分析精細見長，作者目光犀利，燭幽顯微，一些貌似平淡無奇的材料，別人也許輕輕掠過，他却抓住不放，細加剖析，並提出饒有新意的見解。例如魯迅書信里有“張恨水們的小説，已托人去買去了”一句，作者慧眼別具，從這個“們”字上，不僅看出魯迅母親除了要看張恨水小説外，還要看與張恨水一路的其他作者的小説，而且看出魯迅在這里“下意識地流露出並非屬於‘我們’的意思”，這便不能不使讀者拍案嘆服。而在《我看鴛鴦蝴蝶派》一書中，這類精湛的分析俯拾皆是，難怪其新意迭出，引人注目了。
　　《我看鴛鴦蝴蝶派》一書的特色之二，是史料翔實，信息量豐饒。該書之所以能排衆議而發新聲，對鴛鴦蝴蝶派這樣的疑難問題作出切中肯綮的公允評價，除了作者掌握了正確的研究方法以外，還與他對這一文學現象的驚人熟悉頗有關係。魏先生自大學畢業後，長期在上海工作，與新聞出版界聯系極爲密切，由於業務與興趣的縁故，他對現代文壇的人物掌故耳熟能詳，了如指掌。鴛鴦蝴蝶派從三十年代後期起由興盛逐漸走向衰落，他躬逢其時，更有許多感性認識。六十年代前後，他爲了編著《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上海文芸出版社1962.10），還走訪或函詢了范烟橋、周痩鵑、鄭逸梅等鴛鴦蝴蝶派作家，又査閲了大量當年的大報副刊、小報、期刊和書籍，發掘、收集了極爲豐富的珍貴史料，從而爲正確評價和介紹鴛鴦蝴蝶派奠定了扎實的基礎。在這部不同凡響的《我看鴛鴦蝴蝶派》一書中，作者系統而全面地介紹了該派的有關情況，縱向則介紹該派隨着徐枕亞《玉梨魂》和李涵秋《廣陵潮》問世而誕生，經過不肖生《江湖奇侠傳》和張恨水《啼笑因縁》等作品推向高潮，終至四十年代末期趨於衰落的發展過程；横向則介紹該派“五虎將”徐（枕亞）、李（涵秋）、包（天笑）、周（痩鵑）、張（恨水）和“十八羅漢”孫玉聲、張春帆等人的生平行状；此外，對該派小説的各式品種、該派的主要社團青社與星社、刊印該派小説的報刊與書店、書刊的裝幀與插圖，以及該派與戲劇、電影、曲藝諸種文芸樣式的關係等等，也均有詳盡的介紹，可稱是縱横�闔，擧重若輕。作者正是在這樣如數家珍般的從容之中，將鴛鴦蝴蝶派的概貌清晰地展示於廣大讀者面前。不僅如此，作者還充分發揮其文學史料家的特長，旁徴博引，反復論證，以加強其論斷的可信性。例如在談到鴛鴦蝴蝶派與禮拜六派是同一碼事時，他列擧了他們所編的衆多雜誌内披露的宣言、發刊詞、序文、編者話、祝詞、廣告等文字爲内證；又引述新文學作家沈雁冰、鄭振鐸等人的批評文字爲外證；再列擧鴛鴦蝴蝶派刊物的讀者反映爲旁證。這樣的旁證博引，足以掃除各種疑惑，使作者的立論巍然如山，同時也爲讀者提供了觀察事物、分析問題的多種視角，以獲得立體的而不是平面的、完整的而不是片面的正確的認識。
　　這里，有必要特別指出並肯定作者對於史料的發掘和考證之功。中國大陸學術界有一種無形的偏見，以爲理論研究才是研究，而史料研究則是雕蟲小枝，無學術性可言。其實大謬不然。任何理論都離不開事實的支�，理論研究必須以資料研究作基礎。史料研究決不只是抄抄編編、剪刀漿糊，它需要從浩瀚的史料海洋中，辨僞識眞，去蕪取精，窮源竟委，鈎深致遠。因而對於史料家來説，理論的素養，豐富的閲歴，鋭敏的目光，同樣是必不可少的。唯其如此，史料家才能在他們的工作中有所收穫。往往一個新史料的被發掘或被考證査實，意味着一種新觀點的誕生，或者是某項事物的眞諦的掲示。在《我看鴛鴦蝴蝶派》一書中，這樣的例證隨處可見。例如新文學主將劉半農早年出身於鴛鴦蝴蝶派，這一點衆多文學史著作和作家傳記著作中都疏於提及。《我看鴛鴦蝴蝶派》則發掘了翔實的資料，考述了他從半儂到半農的轉變歴程，頗給讀者的新鮮之感，而且也豐富和深化了人們對劉半農其人以及新文學與鴛鴦蝴蝶派關係的了解。再如，該書在分析捉刀人王小逸的色情小説風行於四十年代上海灘的原因時，從早已絶版的《劍腥集》一書中，發掘出爲人罕知的阿英寫於一九三八年的《論新的色情小説》，該文闡析深刻、論證嚴密，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精彩之作。魏先生將它引來作爲自己的例證，於幇助讀者理解很爲着力，也爲全書増色不少。
　　《我看鴛鴦蝴蝶派》一書的特色之三，是寫法生動活溌，饒富吸引力和説服力。像鴛鴦蝴蝶派這樣歴來撻伐有餘、介紹不足，因而不爲廣大讀者眞正了解的對象，如果像一般論著那樣高堂講章，用大道理論述一番，顯然不可能獲得良好效果。作者看准這一點，便採用了以敘爲主、夾敘夾議的方法，力圖在輕松活溌的氣雰中，周詳地介紹有關史實，以掲開蒙在鴛鴦蝴蝶派身上的迷霧，使廣大讀者看清其實質和全貌。就全書而言，作者對鴛鴦蝴蝶派的興衰、性質、特點、影響以及與新文學的關係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論述，便主要得力於大量有説服力的事實。即便對某一個具體問題，例如張恨水究竟是否屬於鴛鴦蝴蝶派等等，作者也主要用事實講話。這樣，事實昭昭，明眼人一目了然，似是而非的種種錯誤見解自無立足之地，對鴛鴦蝴蝶派是襃是貶、作何評價也便容易做到恰如其分。當然，該書也不乏議論性文字，但総的看來，是要言不煩，點到爲止，而且與事實論證相經緯，故能收到一言千鈞之良效。此其一。其二，作爲一個文學史料家，作者對浩如煙海、蕪雜異常的原始資料披揀攝取、淘澄提煉，頗下了一番鈎沈輯軼、匡誤糾偏的細致工夫，因而在論述過程中，作者総能得心應手地列擧出許多人所疏知而無可置疑的珍貴史料，爲行文帶來引人入勝的魅力。特別是，書中還介紹了諸多佚聞趣事，如徐枕亞的婚姻波折，周痩鵑因失戀而愛紫羅蘭花成癖，李壽民靠鴉片煙引發文思，王小逸在人聲�雜的印刷所帳房里奮筆疾書，以及徐卓呆從日本輸入學校體操和交誼舞歩、與妻子共同研製“良妻牌”醤油等等。這些佚聞趣事的作用，除了増進讀者對其人其事的了解外，也無疑大大提高了文章的可讀性。其三，該書還善於運用比較分析法來闡明事理。比如從與歌徳《少年維特的煩惱》的比較中，透視出《玉梨魂》作者徐枕亞“衛護傳統道徳的心理”；又如從秦痩鴎的《秋海棠》與呉祖光的《風雪夜歸人》的比較中，得出鴛鴦蝴蝶派的佼佼之作盡管“呈現出一些新的面貌”，但與“新文學、純文學、嚴肅文學依然是截然不同的兩碼事”的結論。比較，作爲一種分析方法，自有其獨到的功用。它具有巨大的穿透力，常常不需多費筆墨，就能掲示出事物的實質。同時它又比較實在、明白，即使普通的讀者，也很容易接受。因之，許多學者對此均頗青�。而《我看鴛鴦蝴蝶派》作者在運用比較分析法時，特別注重史實的鈎稽考辨，因而説服力極強，充分體現了該書學術性與知識性並重的特點。
　　《我看鴛鴦蝴蝶派》一書可稱之處還很多，限於篇幅，姑不一一列述。當然，它也並非無隙可撃。金無足赤。再完美的事物也難免有缺陷。儻若仔細研讀，我們會發現《我看鴛鴦蝴蝶派》一書的若干不足。例如它雖然深刻地分析了鴛鴦蝴蝶派文學與社會發展、時代變遷的聯系，但對其封建主義的思想淵源和文化基礎，却缺乏應有的論述。在介紹鴛鴦蝴蝶派書刊的裝幀插畫時，既然提及它們與新文學書刊的裝幀插畫大有區別，却又未作具體闡明，未免令人失望。�外有些内容前後重複，似乎還可斟酌。但瑕不掩瑜，全書的成就還是主要的。我們爲作者魏紹昌先生在近現代文學研究中獲得的新成就而高興，更爲學
術界出現這樣一部高質量、新面目的研究著作額手稱慶。
一九九一年二月底風雪交加之夜改定於
江蘇省南通四風樓
（Qin H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