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郭延禮著《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第一巻

清末小説第14号 1991.12.1

評郭延禮著《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第一巻
――中國近代文學史研究的新突破――

公冶文雄

　　中國近代文學的研究，近十年來有了很大的進展，資料的整理、作家史實的考證、作品的研究，都不斷有新的成果出現，但有些文學史基於教科書的需要和篇幅的限制，也未能把中國近代的宏偉規模和它的成就充分展示出來。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郭延禮先生的《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以下簡稱《發展史》）是一部很有價値的巨著。此著有以下幾箇値得重視的特色：

　　一、打破了中國文學史多系漢族文學史的傳統格局，開創了中華民族多民族文學史的體制。
　　此書在這點上是中國文學史寫作中的一個突破。誠然，在過去所編寫的中國古代和現代文學史中，也收有少數民族作家；但那多是知名度極高的少數幾人，如古代小説家曹雪芹、詞人納蘭性徳、現代作家老舍（以上均爲滿族）等，且多局限於少數幾個兄弟民族（如滿族）。而較全面地展現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成就的，應當説始自郭延禮先生著的《發展史》。該書描述了漢族外的中國滿、蒙、壯、回、藏、白、�{、彝、布依、土家、維吾爾、哈薩克等十二個少數民族的文學風貌及其成就，僅列爲專章、專節論述的作家就有二、三十人，可以毫不誇張地説：這是過去出版的中國文學史中所未有的現象。這既表現了著者一種新的文學史觀，同時也完全符合中國近代文學的發展實際。
　　試以蒙古族爲例。蒙古族有眞正意義上的長篇小説則始於近代小説家尹湛納希，他的長篇小説《一層樓》、《泣紅亭》和《青史演義》開創了蒙古族小説（特別是長篇小説）創作的新紀元。再如維吾爾族文學，它進入以直面人生、針�i時弊爲特徴的批判現實主義階段也是始於近代文學，近代詩人尼扎里就是維吾爾族批判現實主義思潮的代表作家。其他少數民族也有類此情況。這就説明，少數民族文學在近代更加成熟和完美，較之古代更加顯示了它的光輝成就；豐富的近代少數民族文學理所當然地應成爲中國近代文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誠然，《發展史》對少數民族文學概況和作家的論述尚不�w充分，有待進一歩充實。

　　二、横竪結合，突出史的綫索。
　　中國近代文學雖然時間只有八十年，但其中確有明顯的階段性可分。儻依本書著者郭延禮先生六十年代初的分期意見將近代文學史分成三大段*1：即資産階級啓蒙時期文學（1840-1873）、資産階級維新時期文學（1873-1905）和資産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文學（1905-1919）。該書正是以這三大段爲界分別寫成三巻的。就近代各段階文學的整體而論，資産階級啓蒙時期的文學，顯然不同於資産階級維新時期，更不同於資産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但由於近代文學的歴史較短，就文學的某一流派、某一體裁來説，是有其繼承性和連貫性的。如何既突出文學史“史”的綫索，又能對某一流派的作家、某一藝術形式的作品有一個完整的認識，這里就産生了寫文學史時所謂“横切”與“竪切”的問題。《發展史》在這方面的處理應當説是比較得當。它是在突出“史”的發展綫索的前提下，採取了横竪結合的辧法。
　　所謂“横切”、“竪切”，根據“文革”前文學史界一般的看法是：“横切”就是按照年代先後把文學史從横里切成若干片，來排定全書的篇章。所謂“竪切”，就是按照不同的體裁，把文學史從竪里切成若干條（也稱“分體合編”）*2。《發展史》是以“横切”爲主的，它按照近代三個不同的歴史階段分成三巻，而在毎一段階又以時代先後按排章節，以展示其發展脈絡。這樣處理比較好，因爲文學既然要講文學發展的歴史，就應當按照年代的先後來排列章節，如果僅以體裁爲綫索來安排章節，如近代詩歌、近代散文、近代小説、近代戲曲（即所謂“分體合編”)，這樣的近代文學史只是突出了近代各種文學體裁的演進過程，而於無形中却忽視了文學作爲一個整體來考察的歴史過程，因此也會不由自主地埋沒了傑出作家在整個文壇上的地位*3。

　　三，史論結合，論由史出，一切從實際出發。
　　寫文學史必須有豐富而翔實的資料，在這點上，《發展史》是最値得稱道的。如所周知，近代文學的庫藏極其豐富，僅據本書《緒論》介紹就有詩人、詞人各千家，詩作數十萬首，文集數千種，中長篇小説成册者千種以上，戲劇五六百種。但這些資料大多極散亂，解放後又極少整理和重印，有相當一部分今天已很難看到，尤其是少數民族的文學資料更難收集。在這種情況下，本書能渉及到如此衆多的作家、作品（僅第一巻附録：“人名索引”就渉及近代作家350餘人)，是十分値得敬佩的，於此亦可見著者郭延禮先生見聞廣博和所花費的巨大勞動。
　　史料只是研究的對象，光堆積史料並不是文學史著作。一部好的文學史必須是既有豐富的史料，又有精辟的分析和科學的結論；但科學的結論並不是凭空而來，它是建築在豐富史料的基礎上，並由分析大量的、雜亂的史料所得出，這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説的史論結合、論由史出。在這部《發展史》中有很多精彩的分析和結論。比如作者對狹邪小説産生背景的分析：它一方面從狹邪小説是言情小説的一種立論，分析了明末清初言情小説（即才子佳人小説）創作繁榮的原因，�一方面又指出明代放蕩之風盛行，反理學思想的興起（其積極面是主導的，這里放縱人欲的局限性而言），不少文人流連聲色，陶醉於妓女裙袖，於是明清小説創作出現了不健康甚至色情的内容，加之清人筆記中也有很多專寫娼妓者，這些文學現象，都直接摧發了近代狹邪小説的産生。當然更直接的原因還是近代半殖民地中國都市社會妓院林立、腐敗墮落的生活現實。著者並認爲1844年問世的以長篇形式寫妓女生活的《風月夢》，是近代狹邪小説的開山之作（第457至458頁）。
　　《發展史》對於近代美學風格“悲”的闡述也很有見地，著者指出這種悲是“悲憤”而不是有些同志所説的“悲凉”（第44頁）。他如對近代意識的闡述（第28頁），對近代文學中的愛國主義與古代文學中愛國主義性質不同的分析（第28至29頁）等等。著者這些分析，都是由大量的文學資料所引發出來的，絶非信口雌黄者可比。

　　四、實事求是，評價公允。
　　文學史不是觀念史，它不能用一般的意識形態觀念來概括和硬套文學的歴史。文學史主要研究對象是文學流派、社團、作家作品和有關的文學現象。這些研究對象作爲一種客觀存在，本身具有極大的客觀性。但由於受到政治的干擾和研究者本身的原因，對歴史上的這些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有時並不能給予正確的評價，或責之過苛，或人爲地拔高。作爲一般研究者，對某一作家作品的評價出現不同意見是難免的，也是正常的。但作爲文學史家，當他回顧、反思和評價這段文學歴史時，就不能感情用事，而應當有一個客觀的標準：既不能用今天的觀點和審美能力去苛求古人，也不要無原則的吹捧，而是把批評對象置於特定的歴史條件下，以歴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實事求是地進行評價，也就是恩格斯所提出的歴史的、美學的批評標準。在這方面，《發展史》是做了很大努力的。著者對近代文學思潮、社團、流派乃至具體作家作品的評價都是力求實事求是，有好説好，有壞説壞，不溢美，不貶低。觀點明確，筆下嚴謹。在這方面我要擧《發展史》中對“近代桐城派散文”的評價作爲例證。因爲對近代桐城派如何評價，一直未能很好的解決。近年來在這個問題上雖有所前進、有所突破，但以專章形式分五節、用近五萬字的篇幅（第383至453頁）對近代桐城派散文給以如此充分説理、如此公允評價的，不能不提到這部《發展史》。
　　如所周知，對於桐城派的功過，學術界始終未能給以歴史唯物主義的評價。“五四”時期，提倡白話文學，由於批判舊文學戰闘的需要，“桐城謬種”已成爲“蓋棺論定”之説，建國後的學術界和《中國文學史》著作中也多是持批判態度，或避而不談，或責之過嚴，於近代桐城派尤其苛刻。這是因爲曾國藩的關係。曾國藩向稱桐城派“中興”之主，他繼承梅曾亮桐城古文的餘緒，開創了近代桐城派的“中興”局面，其後他的四弟子又加以發揚光大，形成了近代桐城派人才濟濟、餘光輝照的繁榮景象。但由於曾國藩鎭壓過農民起義，政治立塲反動，在建國後寫的《中國文學史》（包括《中國近代文學史》）中對近代桐城派散文或只字不提，或大加批判，以“形式主義”、“反現實主義”的逆流視之。在這種情況下，《發展史》不囿於舊説，不隨聲附和，而是對近代桐城派的歴史地位重新反思，並進行了新的評價。著者認爲：近代桐城派在近代散文界仍居重要地位。它不僅是一個厖大的作家羣，有許多有影響的作家，書中所擧有數十人；而且在理論和創作上也都適應時代的發展而有所變化，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近代桐城派作家在理論上提出：“竊以爲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時”，主張“變”，注意文學的“眞”和表現作家的藝術個性。他們的散文創作也開始注意面向現實，寫了許多洋溢着反帝愛國激情的作品。有些作家還主張學習西方，變法維新，並寫了許多描述海外政治經濟、歴史文化、自然風光、風土民情的作品，擴大了散文的審美範圍，對此，《發展史》均充分地給予肯定。即使對於曾國藩的文學成就，著者也沒有一筆抹�，而是通過冷靜的思考，做出了實事求是的評價。著者説：“過去學術界因爲曾國藩鎭壓過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完全不加分析地一筆抹�他在近代散文發展史上的貢獻和影響，這種認識問題、評價問題的方法和態度本身，就是不可取的。”“曾國藩因爲政治上的飛黄騰達，提高了他在桐城派中的地位，也擴大了他的影響，這是問題的一方面；�一方面，曾國藩也以自己的文學理論和創作實踐給桐城派古文増添了生機。”（第406至407頁）在對待歴史文化遺産問題上，既不爲尊者諱，也不因人廢言，這種尊重歴史、尊重事實的科學態度爲《發展史》評價曾國藩及其他近代桐城派作家（對近代其他作家作品的評價又何嘗不是如此）確立了一個正確的指導思想和實事求是的批評準則。
　　《發展史》的特色和優點是很多的，如取材豐富，資料翔實，在史料上較之目前所出版的任何一部《中國近代文學史》都有較大的開拓；善於發疑，精於考辨，近代文學史料中許多疑點，諸如作家生卒年、作品成書時間、版本考證，著者在小注中都有精確的考辨，至於全書規模宏偉、結構完美、語言流暢、雋永等等，爲讀者所共見，不必我再一一陳述。総之，《發展史》是一部高水平的學術專著，是中國近代文學研究中一項新的突破。它填補了中國多民族近代文學史方面的一項空白，特別令海内外人們感到高興。但，鑑於目前學術界對中國近代文學研究還很不充分，有許多處女地尚未開墾，《發展史》的著者雖然做了很大努力，但作家作品的遺漏和論述不�w充分之處仍然存在，這將有待後來人的努力了。

１）見郭延禮《中國近代文學史的分期問題》，《文史哲》1963年第２期。
２）３）見陸侃如、馮�|君《關於編寫中國文學史的一些問題》，《文學遺産》第132期。

（Gongye Wenxiong）

郭延禮著《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第一巻　
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