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小説』第18号 1995.12.1

夏　曾　佑　小　説　理　論　探　微

陳　業東

一，

　　夏曾佑（1863-1924），字穗卿，一作遂卿，號碎佛，又署別士，浙江錢塘人。光緒十六年進士，授禮部主事。曾任祁門縣令、廣徳知州，充兩江総督文案。
　　光緒二十三年（1897）十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八日，天津《國聞報》連載了被阿英先生譽爲“闡明小説價値的第一篇文字”的《本館附印説部縁起》。（以下簡稱《縁起》）從文氣和風格看，這篇文字肯定是出於夏曾佑的手筆。
　　《縁起》以其嶄新的觀點和理論，向當時的文壇發起了衝撃，當時影響極大。五年後，梁啓超發表“小説界革命”的“宣言”――《論小説與羣治之關係》，其闡揚的理念與《縁起》基本一致，梁啓超也自承深受《縁起》的影響。
　　《縁起》代表著當時最先進的文學思想，主要表現在：
　　１．強調文學的社會功能
　　衆所周知，近代小説理論最有價値的核心，首先在於它把小説從“稗官野史”提高到爲社會改革服務的地位，把小説與政治緊密地聯繋在一起，強調小説的教化作用，要求小説家把小説作爲開民智、新風尚的武器。作爲維新派小説理論家的夏曾佑，在《縁起》中對此作了充分的論述。
　　首先，夏曾佑通過小説與經史之比較，提高小説的社會地位。
　　爲了徹底粉碎盤據在人們頭腦中輕視小説的傳統觀念，爲小説的創作和流傳開拓道路，夏曾佑把小説與經史相提並論，竭力將小説同促使中國進歩的大業聯繋起來。他指出：“擧古人之事，載之文字，謂之書。書之爲國教所出者，謂之‘經’；書之實欲創教而其教不行者，謂之‘子’；書之出於後人，一偏一曲，偶有所托，不必當於道，過而存之，謂之‘集’；此三者，皆言理之書，而事實則渉及焉。書之紀人事者，謂之‘史’；書之紀人事而不必果有此事者，謂之‘稗史’”。夏曾佑指出小説和經史同源，還指出小説較經史“更能曲合乎人心”。夏曾佑甚至認爲“説部之興，其入人之深，行世之遠，幾幾出於經史上，而天下人心風俗，遂不免爲説部之所持”。
　　夏曾佑極力推崇小説，把小説地位推到經史之上，是由於他特別看重小説的社會教育作用。他把小説與社會政治闘爭聯繋起來，去強調小説的社會作用。夏曾佑宣稱：小説“本源之地，宗旨所存，則在乎使民開化”。他認爲在開啓民智、推動改良主義的政治運動中，小説具“愚公之一畚，精衛之一石”的作用。他有感於“古人之爲小説，或各有精微之旨，寄於言外，而深隱難求，淺學之人，淪胥若此，蓋天下不勝説部之毒，而其益難言矣”，因此，接授外國的經驗，決心以新小説去同舊小説對抗。他説：“本館同志，知其若此，且聞歐、美、東瀛，其開化之時，往往得小説之助。是以不憚辛勤，廣爲採輯，附紙分送。或譯諸大瀛之外，或扶其孤本之微”。他以外國爲例，把小説的社會功能強化，使小説與國家的興盛、民族的“開化”聯繋起來，突出了小説的政治職能和社會教育作用，指出小説有經史不能比擬之反映社會生活的廣闊性。
　　夏曾佑又從讀者心理分析來論述小説優於經史。他指出“人心畏勞其心力也，甚於畏勞其目力”，“天下之民，其心能作無限曲折，而至極遠之限者恆少，狃於目前，稍遠即不解者恆多”。由於小説所寫乃“日習之事”，小説所用乃“繁法之語言”，所以小説較經史受歡迎得多。
　　２．主張文學作品應努力創造藝術境界
　　夏曾佑認識到，由情、景構成的藝術境界是多種多樣、千變萬化的。不同的景體現不同的情，不同的情景，就造成成不同的藝術境界。這種境界可以衝破時、空的限制，即使“數千百年之事，胡、越、秦、楚懸隔千里，而又若存若亡，杳冥不可知之人”，在作者創造的藝術境界中，讀者都可以“皎皎乎若親至其人之庭，親炙其爲人”。
　　夏曾佑又認爲，藝術境界應是理想的，應能滿足人們美的欲望。他在《縁起》中説：“天下事萬端，人心之所期與世浪之所成，恆不能和合”。這是一種遺憾。但是，在作家創造的藝術境界中，由於“其事爲人心所虚構，則善者必昌，不善者必亡”，所以能�w滿足人們“好善惡不善之心”，也就“更能曲合乎人心”。
　　小説要産生移情作用，必先要引導入境，讓讀者化身其中。如《縁起》所説，讀者在閲讀小説時“猶必稍歴於腦，而後得此景”。應如何創造藝術境界�？夏曾佑提出了一些方法，頗有見地。茲分述之：
　　一曰：塑造形象。文學作品是通過人來反映社會生活的，塑造形象歸根結底就是要塑造人物的形象。夏曾佑指出，執途人一問，皆知曹操、劉備、阿斗；皆知宋江、呉用、武松，亦知唐明皇、楊貴妃以及張生、鶯鶯，雖時空相隔極遠，亦能“皎皎乎若親至其人之庭，親炙其爲人”，其實是由於他們或忠或奸，或勇或智，或爲才子佳人，倶有鮮明的形象，令讀者難忘。
　　在探討如何塑造藝術形象的過程中，夏曾佑也接觸到了小説典型人物形象問題。夏曾佑認爲，小説中是經過加工、點染的。所説“或則委託姓名，附會事實”，就是一個概括和塑造典型的過程。這些人物一經加工、點染，便能高於現實生活，具有典型意義，便能流傳不泯。
　　二曰：想像虚構。小説取材於現實生活，但又不同於現實生活。夏曾佑指出：“書之紀人事者，謂之‘史’，書之紀人事而不必果有此事者，謂之‘稗史’”，清楚地界定了小説與史的最大分別在於小説允許虚構。夏曾佑進一歩分析：“若其事爲人心所虚構，則善者必昌，不善者必亡……天下之快，莫快於斯，人同此心，書行自遠。故書之言實事者不易傳，而書之言虚事者易傳”。夏曾佑明白地告訴我們：要創造符合作者理想的藝術境界，就必須加以想像和虚構。
　　創作小説應如何進行虚構�？夏曾佑認爲可以“稍存事實，略作依違”，“或則依託姓名，或則附會事實，鑿空而出，稱心而言，更能曲合乎人心者也”。他説：所謂“虚構”，乃指“人心所構之史”，而非“人身所作之史”，而“今日人心之營構，即爲他日人身之所作”。他還指出：“若其事爲人心所虚構，則善者必昌，不善者必亡”。夏曾佑已認識到：“虚構”是爲了表現作者的理想而作，它可以滿足人們懲惡揚善的願望，可以描寫出比現實更理想的生活。
　　三曰：細節描寫。細節，是文學作品中描繪人物、事件、環境和景物最基本的組成單位。《縁起》把小説描寫的細致性和形象性稱爲“繁法之語言”，與“以一語而括數事”的“簡法之語言”相對。夏曾佑稱讚“繁法之語言，則衍一事為數十語，或至百語、千語，微細纖末，羅列秩然，讀其書者，一望之頃，則恍然若親見其事者然”。這裡指出細節描寫具有把現實圖景畢露在讀者面前的功能，通過細節的描寫更能吸引讀者。
　　３．主張語言的通俗化
　　小説是一種語言藝術，它以語言文字創造藝術世界。近代小説理論家們提倡小説，目的是爲了啓民智、新風尚、新政體。小説的對象乃在下層大多數的國民，因此，他們就不能不重視普及的問題。他們首先着眼於語言的通俗化。
　　《縁起》是近代較早提出這個問題的重要文章之一。夏曾佑將小説與正史比較後，曾総結出著名的“五易傳五不易傳”：書中所用之語言文字，必爲此種人所行用，則其書易傳，其語言文字爲此族人所不行者，則其書不傳；若其書之所陳，與口説之語言相近者，則其易傳，若其書與口説之語言相遠者，則其書不傳；繁法之語言易傳，簡法之語言難傳；言曰習之事者易傳，言不習之事者不易傳；書之言實事者不易傳，書之言虚事者易傳。其所列的“易傳”標準中，前三點是直接講到小説語言特點的。簡單地説，夏曾佑認爲爲小説的語言應是民族的、羣衆的、描寫的語言。
　　夏曾佑提倡語言通俗化以適應下層人民的需要，顯然是配合維新政治運動的發展。但他能抓住小説是一種語言藝術的特點，從廣大羣衆的喜好和願望出發，研究小説語言的特點，這種著眼點是正確的。

二，

　　夏曾佑以別士之名一九〇三年《繍像小説》第三期發表了小説界革命的�一篇“雄文”――《小説原理》（以下簡稱《原理》）。《原理》首次有意識地把小説問題當作一種“理論”來處理。它在《縁起》和《論小説與羣治之關係》的基礎上，更深入、廣泛地探討小説創作的種種問題，打破了小説批評中印象、感覺化的傳統，令人耳目一新，成爲晩清小説改革運動的又一綱領性文獻。下面，我們將集中探討夏曾佑在《原理》中對小説創作論的進歩與突破。
　　１．關於作家與社會的關係
　　夏曾佑論及作家與社會的關係時，十分重視作家的思想水平、生活經歴對文學創作的影響，十分強調作家豐富自己生活體驗的重要性，主張寫熟悉的人和事。《原理》総結出創作小説有“五易五難”：寫小人易，寫君子難；寫小事易，寫大事難；寫貧賎易，寫富貴難；寫實事易，寫假事難；敘實事易，敘議論難。他分析所以會産生這“五難”，是因爲作者不容易具有像“君子”那樣高的思想水平和道徳品質，而且大部分未曾經歴過一些大塲面、大事件，未曾經歴過富貴的生活。他指出：“人多中材，仰而測之，以度君子，未必即得君子之品性”。又説：“大抵吾人於小事之經歴多，而於大事之經歴少”，“發憤著書者，以貧士爲多，非過來人不能道也”。明確地提出了作家生活經歴、思想水平與創作的關係。指出作家寫自己未曾親身經歴過的、不熟悉的題材，就不容易寫得眞實、生動和深刻。夏曾佑從作家某種生活經歴的有無及生活體驗的多少，去分析小説創作的難易，強調作家進行創作時，必須有生活體驗，並以一定的生活爲依據，寫價値取向與自己相近的人物。這種見解是深刻的，也符合認識論、反映論的文學創作規律。
　　在《原理》中，夏曾佑還從小説的成敗得失去強調一個道理：作家的生活是小説創作的源泉。他認爲“將此生數十年所親見、親聞之實事，略作點化，即可成一絶妙小説”，但如果作家硬寫自己不熟悉的人和事，就將“猶航斷港絶�q，而至於海也”。他強調社會生活對創作的重要性，實際上是強調了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無疑代表了當時最先進的文學思想。
　　２．關於形象塑造
　　在《縁起》關於形象塑造所作論述的基礎上，夏曾佑作了更生動、具體的論述。他在《原理》中指出：“以大段議論�z入敘事之中最爲討厭，讀正史紀傳者無不知之矣。若以此習加之小説，尤爲不宜”。夏曾佑把握住小説的根本藝術特徴提出這個問題，是極爲重要的。他深明議論不是文藝作品的正調，議論發揮不當，往往會破壞形象、破壞整個藝術境界。提出不能用議論來代替形象的塑造，是對創造小説藝術境界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認識。夏曾佑這一卓見的提出，針石乏了當時流行的“新小説”創作概念化的時弊，貢獻是很大的。
　　３．關於想像虚構
　　前論及《縁起》已肯定了小説允許虚構，夏曾佑在《原理》中進一歩指出：“史亦與小説同體，所以覺其不若小説可愛者，固實有之事常平淡，誑設之事常禾農艷，人心去平淡而即禾農艷，亦其公理”，夏氏所説的“誑設”，就是虚構，就是合乎生活情理的想像加工。“禾農艷”就是比生活中平淡的實有之事更強烈、更集中、更典型。夏曾佑明白地告訴我們：要創造符合作者理想的藝術境界，就必須加以想像和虚構。
　　一般説來，作家的經驗和感受來自現實生活，但個人的經歴、閲歴有限，獲取的生活素材往往是零碎的，而小説却應是完整的。用零碎的材料構成完整的小説，就需要用想像和虚構來“補充事實的鏈條中不足和沒有發現的環節”（高爾基：《談談我怎樣學習寫作》），使小説至秦於完整。夏曾佑明白到，“誑設”不僅可以彌補“實有之事常平淡”的缺陷，而且可以塑造出生活中不曾有的新形象，使小説更具吸引力，令讀者産生美的快感。他擧例説：“如説某人插翅上天，其翅也，天也，飛也，皆其已知者也，而相綴連者，則新事也”。這裡已清楚地指明想像虚構具有點化現實的藝術創造力，並以此使讀者産生移情作用。這一觀點，實質上已渉及美學中的“藝術感染力”的特徴。
　　４．關於細節描寫
　　夏曾佑把描寫的細致性稱爲“繁法的語言”。在《原理》中，夏曾佑對這個問題作了更詳盡的分析。他擧例説：“如《水滸》武大郎一傳，敘西門慶、潘金蓮等事，初非有奇事新理，不過就尋常日用瑣屑敘來，與人人胸中之情理相印合，故自來言文章者推爲絶作。若以武大入《唐書》、《宋史》列傳中敘之，只有‘妻潘通於西門慶，同謀殺大’二句耳，觀者之孰樂孰不樂可知也”。由此可知小説之引人入勝，不一定刻意追求“奇事新理”，只需把“尋常日用瑣屑”即細節描寫好，能“與人人心中之情理相印合”，便是佳作，便能令讀者樂於閲讀了。據此，夏曾佑得出結論説：“小説者，以詳盡之筆，寫已知之理者也”。
　　如何才能使細節描寫生動�？夏曾佑強調作者必須親身體驗、熟悉生活。《原理》所列“五易五難”就指出：人們對小事如吃酒、旅行、奸盗之類的經歴多，故而易寫；廢立、打仗之類的大事，人們經歴少，故難寫。又説寫貧賎易，寫富貴難，乃因著書者多爲貧士，非過來人不可道。所説就是肯定作者的體驗與細節描寫的密切關係的。
　　５．關於文學批評與研究
　　夏曾佑除了提出一系列極有價値的創作論觀點外，在《原理》中，還通過文學批評和文學發展史的研究，表現其文學思想。
　　＜１＞對中國各類小説的批評
　　根據“五易五難”的原則，夏曾佑對中國傳統小説作過深刻的批評。他説：“此種小説，流布深遠，無乎不至，其力殆出六藝九流上。而其爲書，則盡蹈前所云小説五弊：所寫主書之生旦，必爲至好之人，是寫君子也；必有平番、救主等事，是寫大事也；必中状元、拜相封王，是寫富貴也；必有驪山老母、太白金星，是寫虚無也；惟議論可無耳”。他指出作書人爲迎合羣衆口味，便無端地加入昇沈離合的情節，結果令傳統小説毎毎因襲舊套。這就是舊小説不佳的症結。
　　當時維新派提倡寫理想小説，雖以“導世”爲目的，却往往寫一些英雄豪傑，寫國家大事，傳奇空想，連篇議論，完全墮入了“五弊”之中。夏曾佑説：“若欲爲社會起見則甚難，蓋不能不寫第一流之君子，是犯第一忌；此君子必與國家之大事有關係，是犯第二忌；謀大事者必牽渉富貴人，是犯第三忌；其事必爲虚構，是犯第四忌；又不能無議論，是犯第五忌；五忌倶犯，而欲求其工，是猶航斷港絶�q，而至於海也”，夏曾佑所言，完全撃中了該類小説的弊病。
　　至於寫實派小説，即所謂“譴責小説”，這類小説本以暴露社會暗黒、喚醒民衆爲宗旨，看來頗符合“五易”的原則，可惜，由於此類小説易寫又能賣錢，發展下來，一些缺乏公心的作家以掲露別人隱私爲快，變譴責爲油滑，充滿市�v氣，終至淪爲“黒幕小説”，同樣難逃失敗的命運。
　　＜２＞關於小説的分類
　　夏曾佑從小説的對象出發，主張把小説分爲二類。他在《原理》中説：“綜而觀之，中國人之思想嗜好，本爲二派，一則學士大夫，一則婦女與粗人。故中國之小説亦分二派，一以應學士大夫之用，一以應婦女與粗人之用，體裁各異，而原理則同”。兩者之中，他認爲應婦女與粗人之用的小説更重要。
　　＜３＞對小説源流的研究
　　夏曾佑通過《原理》，就中國小説中的不同體裁、曲本、彈詞與章回小説的淵源和發展，分別作出考述，從小説的發展和繼承關係上，理出了中國小説發展的簡單脈絡。他指出：“曲本、彈詞之類，亦攝於小説之中，其實與小説之淵源甚異。小説始見於《漢藝文志》，書雖散佚，以魏晉間之小説例之，想亦收拾遺文，隱喩托諷，不指一人一事言之，皆子史之支流也。唐人《霍小玉傳》，《劉無雙傳》、《歩非火堂傳》等篇，始就一人一事，紆徐委備，詳其始末，然未有章回也。章回始見於《宣和遺事》，由《宣和遺事》而衍出者，為《水滸傳》，由《水滸傳》而衍出者，爲《金瓶梅》，由《金瓶梅》而衍出者爲《石頭記》，於是六藝附庸，蔚爲大國，小説遂爲國文之一大支矣”。這樣，夏曾佑不僅清理出小説發展的一條綫索，而且從淵源及流變中將小説與戲曲、彈詞區別開來。
　　當時的小説理論家大多從小説形式上的變化著眼，來総結小説發展的歴史。夏曾佑�闢蹊徑，從小説的發展和繼承關係入手，探討小説的源流和發展，糾正了當時以爲小説已包括了曲本、彈詞、戲劇的錯覺，爲小説發展史的研究開出了新生面。他的見解也爲後人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鑒。
　　夏曾佑的小説理論，爲爭取小説進入文學殿堂擂鼓吶喊。《縁起》和《原理》以進化論的觀點討論小説的發展，以心理學探討小説盛行的原因，在小説的文學本質論、創作論、語言論和發展論等方面進行較深入的探討，並達到了前人未有的高度，充分表現出夏曾佑文學思想的先進性和深刻性。這兩篇雄文也成爲近代小説理論發展史上的豐碑。
　　由於時代的限制，夏曾佑的文學思想也存在著嚴重的偏頗和矛盾之處，帶有明顯的近代標記。《縁起》認爲小説“乃愚公之一畚，精衛之一石”，是救世的武器，而在《原理》提出創作小説的“五易五難”，又認爲小説難以導世。其實，“易”與“難”之間已存在著不可克服的矛盾。至於視小説爲一種教育工具與視小説爲一種娯樂工具，兩者在本質上也是有衝突的。夏曾佑看出了這種矛盾，但未能提出解決之道。 �

（Chen Yed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