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小説』第18号 1995.12.1

黄　遵　憲　論　小　説

左　鵬軍

　　黄遵憲不以小説名家，甚至沒寫過小説，他關於小説的論述却頗有價値，足當重視。
　　今見黄遵憲最早談論小説的文字是他出使日本之後留下的。1878年（光緒四年）９月６日下午，在東京月界院中國駐日本公使館内，黄遵憲等中國使館人員與日本友人源桂閣、石川英筆談，較詳細地談及中國小説《三國演義》和《紅樓夢》，日本小説《源氏物語》。首先，他們討論了史書《三國志》與小説《三國演義》的關係，討論了《三國演義》的版本，特別提及毛宗崗註本、金聖嘆批本與羅貫中原著本的關係；黄遵憲介紹羅貫中生平、著述情況説：“羅貫中爲元末明初人，其他著述皆不可知，蓋此種小説，民間盛行，而藏書家及四庫目皆不著於録，故不可知”。其次，他們談及中國小説在日本流布傳播的情況，尤其値得註意的是高度評價了《紅樓夢》。當聽石川英介紹“民間小説傳弊邦者甚鮮，《水滸傳》、《三國志》、《金瓶梅》、《西遊記》、《肉蒲團》數種而已”，尚未流傳《紅樓夢》時，黄遵憲立即向日本朋友推薦，並對這部小説予以極高的評價，説道：“《紅樓夢》乃開天闢地、從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説，當與日月爭光，萬古不磨者。恨貴邦人不通中語，不能盡得其妙也”。又評論道：“論其文章，直與《左》、《國》、《史》、《漢》並妙”。表現了黄遵憲對小説的深刻理解和他的敏鋭眼光。再次，他們還談論日本古典小説名著《源氏物語》，並且將其與中國小説《紅樓夢》聯係比較。源桂閣介紹説：“敝邦呼《源氏物語》者，其作意能相似。他説榮國府、寧國府閨�}，我寫九重禁庭之情，其作者亦係才女子紫式部者，於此一事而使曹氏驚悸”。石川英也説道：“此文古語，雖國内解之者亦少”。黄遵憲答曰：“《源氏物語》，亦恨不通日本語，未能讀之。今坊間流行小説，女兒手執一本者，僕謂亦必有妙處”*1。
　　黄遵憲對《三國演義》、《紅樓夢》等小説的重視與評論，開啓了十九世紀末興起的“小説界革命”運動中中國小説史研究的先聲。他將小説與史書相提並論，與此前的李贄、袁宏道、金聖嘆等人的思想方式一脈相承。黄遵憲對《紅樓夢》的評論，也引起了國際紅學界的重視，稱之爲中國近代最早高度評價《紅樓夢》的文字。在日本時，黄遵憲還把攜帶的《紅樓夢》贈送給日本友人閲讀，對這部小説的走向世界作出了貢獻。黄遵憲對《紅樓夢》研究乃至對中國小説史研究作出的貢獻，雖説是他始料不及的，但是，再作“紅樓夢研究史”時，也該不會忘記寫上黄遵憲一筆的�。
　　1877年（光緒三年），黄遵憲一到海外，就敏鋭地感到蒸蒸日上的日本與江河日下的中國之間的巨大差異，一直關心祖國命運，始終渇望國富民強的他，立即開始思考追索日本迅速強大起來的原因。他感到日本文化的普及與發達對其社會全面發展具有重要作用，而文化的普及又與日本文字的簡便易學大有關係，�音文字的使用也使小説極爲流行，小説盛行也就成爲日本富強的重要原因之一。於是他開始重視小説，並在《日本國志》中論述説：

　　日本古無文字而有歌謠，上古以來口耳相傳，漢籍東來後乃偕漢字之音而填之以國語，如古《萬葉集》所載和歌，悉以漢字填之，既開後來用音不用義之法。然漢字多有一字而兼數音者，則審音也難；有一音而具數字者，則擇字也難；有一字而具數十�|畫者，則識字也又難。自草書平假名行世，音不過四十七，字點畫又簡，極易習識，而其用遂廣。……若稗官小説，如古之《榮華物語》、《源語勢語》（《源氏物語》？》之類，已傳播衆口；而小説家簧鼓其説，更設爲神仙佛鬼奇誕之辭，狐犬物異怪異之辭，男女思戀猥褻之辭，以聳人耳目，故日本小説家言充溢於世，而士夫間亦用其體，以述往迹，紀異聞。……讀書人或鄙爲俚俗，斥爲諺字，而人人習用，數歳小兒，學語之後，能讀假字，即能看小説作家書，甚便也。……蓋語言文字合而爲一，絶無障礙，是以用之便而行之廣也。*2

在《日本雜事詩》第17首中，黄遵憲也曾提及小説《榮華物語》：“翠華馳道草蕭蕭，深苑無人鎖寂寥；多少榮華留物語，白頭宮女説先朝”。註云：“《榮華物語》出才嬪赤染門手，皆紀藤原道長驕奢之事。道長三女爲后，故多敘宮壷”*3。詩雖是言日本西京事，仍表現出他關註小説之情。而剛剛從閉關的封建帝國走出，接受了一點西方近代文明的黄遵憲，能有如此敏鋭的眼光，深刻的見識，清醒開放的文化觀，實在難能可貴。
　　黄遵憲觀察日本的一切，時時以中國的情況爲參照，處處與中國的現状作對比。他在看到日本小説之發達、文明之發展以後，立即聯想到發展中國的文化和中國的小説，並對之抱有信心。他説：

　　蓋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其勢然也。然則日本之假名，有裨於東方文教者多矣，庸可廢乎？泰西論者謂五部洲中以中國文字爲最古，學中國文字爲最難，亦謂語言文字之不相合也。……若小説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筆之於書者，則語言文字幾幾乎複合矣，余又烏知夫他日者不更變一文體，爲適用於今，通行於俗者乎！嗟乎！欲令天下之農工商賈婦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於此求一簡易之法哉！*4

黄遵憲以漢字的演進爲據，希望它進一歩發展變化，試圖從漢字的改革開始，使語文合一，使文化普及。他對小説“直用方言”，使小説通俗化，走向語文合一表示欣喜，並進一歩設想由此創造一種通俗實用的新文體，使各行各業的人們，使男女老幼“皆能通文字之用”。他還從對日本、中國語言文字現象的比較觀察中，得出了帶有理論色彩的結論：“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後來至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他再次申明這樣的觀點：“語言者，文字之所從出也。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5。可見追求語文合一是黄遵憲的一貫主張。
　　顯而易見，黄遵憲在學術著作《日本國志》中提到小説，出發點並不是出自文學本身，正如他自己所説，撰著《日本國志》之目的是“期適用也”*6，“期於有用”*7，他提倡小説之目的也自是如此。小説只是作爲他主張“語言文字合一”的論據之一，只是作爲實現他的學術目的乃至變法革新政治目的之手段或工具之一。但是�一方面，黄遵憲的言論出自那樣一個小説爲不登文學大雅之堂之“小道”的時代，並且是在上之朝廷以期生效的帶有政治色彩的學術著作中論及，必將促進思想界、學術界、文學界對小説的重視，從而對提高小説的地位，改變中國傳統雜文學體系的内部結構，建立現代純文學結構模式産生積極的影響。這種從非文學目的出發提倡文學，却在客觀上引起人們對文學的重視，從而提高文學地位的文化現象在中國近代文壇絶非偶然，這是具有深層原因和時代特徴的文學、文化歴史現象。到了戊戌變法前後，由於政治變革需要而逐漸高漲的“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説界革命”等文學改革運動，均與黄遵憲這一思想一脈相通，他們在文學觀念、思維方式、價値取向上均表現出驚人的一致。黄遵憲是較早提出重視小説、發揮小説改造社會作用的近代文學家之一，他是後來一系列文學改革運動思想方法、行動方式上的先導。盡管他的論述很不系統，尚欠深入，但是首倡之功不可沒。
　　戊戌變法失敗後，已被革職放歸的黄遵憲，仍然關心着文壇状況。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六月），他致書嚴復，討論飜譯文體問題和文學發展問題，再次提及小説，他寫道：

　　公以爲文界無革命。弟以爲無革命而有維新。如《四十二章經》，舊體也，自鳩摩羅什輩出，而内典別成文體，佛教益盛行矣。本朝之文書，元、明以後之演義，皆舊體所無也，而人人遵用之而樂觀之。文字一道，至於人人遵用之樂觀之，足矣。*8

黄遵憲以元、明兩朝之後大量流行的演義小説作爲例證，論述他文界“無革命而有維新”的觀點，勸説嚴復順應歴史的大趨勢，走語言文字通俗化道路。他對演義小説這一後起文體的“人人遵用之而樂觀之”表示欣喜，認爲這是文學發展的必然趨向。這里雖非專論小説而只是將“演義”作爲論據之一提及，但同樣可見黄遵憲對小説的重視和發展變易的文學觀念。
　　1902年，流亡海外的梁啓超在日本横濱創辧《新小説》雜誌，張開了“小説界革命”的旗幟。1902至1905年間，既老且病的黄遵憲在生命的最後幾年里，帶着日益加劇的病痛與梁啓超書信往還，多次談及小説問題。當他讀到《新小説》時，立即表現出難以抑制的欣喜；當他讀到發表於該刊的梁啓超小説《新中國未來記》時，馬上對之發表了中肯的評論。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十一月十一日在給梁啓超的信中他寫道：

　　《新小説報》初八日已見之（僅二旬餘，得報以此爲最速，縁汕頭之洋務局中，毎有專人飛遞故也），果然大佳，其感人處竟越《新民報》而上之矣。僕所最賞者，爲公之《關係警羣治論》及《世界末日記》。讀至“愛之花尚開”一語，如聞海上琴聲，嘆先生之移我情也。《新中國未來記》表明政見與我同者十之六七，他日再細評之，與公往復。此巻所短者，小説中之神采（必以透切爲佳）、之趣味耳（必以曲折爲佳）。俟陸續見書，乃能言之，刻未能妄測也。僕意小説所以難作者，非擧今日社會中所有情態一一飽嘗瀾熟，出於紙上，而又將方言諺語一一驅遣，無不如意，未足以稱絶妙之文。前者須富閲歴，後者須積材料。閲歴不能襲而取之，若材料則分屬一人，將《水滸》、《石頭記》、《醒世姻縁》以及泰西小説，至於通行俗諺，所有譬喩語、形容語、解頤語，分別鈔出，以供驅使，亦一法也。公謂何如？《東歐女豪傑》，筆墨極爲優勝，於體裁最合。総之，努力爲之，空前絶構之評，必受之無愧也。*9

這是黄遵憲論述小説最爲集中、最爲詳盡的一段文字，其中渉及較多的小説理論和創作實踐問題。他首先稱贊梁啓超創辧的《新小説》雜誌，認爲其感人程度遠遠超過了“驚心動魄，一字千金”*10的《新民報》（即《新民叢報》），並對發表於《新小説》創刊號上梁啓超的《關係羣治論》（即《論小説與羣治之關係》）和法國佛林馬利安著、梁啓超譯的小説《世界末日記》表示了由衷的贊稱。關於《新中國未來記》，黄遵憲指出其“政見與我同者十之六七”，表現了黄、梁二人政治觀點的相近相通，其中也蘊含着黄遵憲對小説思想内容的総體肯定。同時他也指出小説的藝術缺陷，一是缺少“神采”，二是缺乏“趣味”。從信中看，“神采”當指由人物形象、語言文彩等構成的小説的総體風格，“趣味”當指由故事情節表現的小説的藝術魅力。平心論之，梁啓超的《新中國未來記》的確存在着太過註重政治宣傳，“專欲發表區區政見”*11，以至影響了小説藝術效果的明顯缺陷。黄遵憲在當時即予指出，不能不説他目光敏鋭，見解深刻，藝術修養精湛。黄遵憲有着豐富的文學創作經驗，在討論文學理論問題時，便顯示出他超人的鑑賞評論水平。他在詩歌創作中也能妥當處理思想性與藝術性的關係，正如他1903年致梁啓超信中所言：“吾論詩以言志爲體，以感人爲用”*12。這一點，不僅及時地指出了梁啓超理論與創作上的偏頗，而且有助於糾正以梁啓超為代表的一大批文學家太重政治宣傳而忽視藝術追求的理論偏向。在對具體作品進行評論之後，黄遵憲在這段文字里還談到小説創作問題，雖然他並沒有小説創作的實踐，但是他的見解仍然價値獨具。他着重於作家的修養，強調小説家必須具備兩個方面的功力：一是要將“今日社會中所有情態一一飽嘗瀾熟，出於紙上”，即是作家深入體驗生活，了解社會，品味人生，對豐富煩雜的社會現象加以分析提煉，從中發現具有典型意義的東西，寫入作品之中；二是要加強語言修養，能�w“將方言諺語一一驅遣，無不如意”，運用自如，即是小説語言的通俗化、個性化問題，這一點與黄遵憲一貫主張的語文合一，追求文學的通俗化相一致。由這一段論述我們看到，黄遵憲的小説理論主張與詩學思想之間有着密切的聯係，顯示出這位文學思想家理論上、創作上的一致性、相關性。
　　在致梁啓超書中，�有一段文字論及小説中“雜歌謠”問題，黄遵憲寫道：

　　小説中之雜歌謠，公徴取之至再至三，吾何忍固拒。此體以嬉笑怒罵爲宜，然此四字乃非我所長，試爲之，手滑又慮傷品，故不欲爲。《軍歌》以外有《幼稚園上學歌》十首、《五禽言》五章（庚子五月爲杜鵑也），即當録寄，漸可敷衍，餘且聽下回分解矣。*13

黄遵憲認爲小説中的“雜歌謠”應該具備“嬉笑怒罵”的特點，即有風趣，有諧謔，生動活溌，又要有憤怒，有指責，針�i時弊。他還將新作詩歌《軍歌》、《幼稚園上學歌》、《五禽言》等寄給梁啓超，希望於他創作小説有益。在書信�一處，他還寫道：“《幼稚園上學歌》以呈鑑，或可供《小説報》一回之材料也”*14。在結束這段文字的時候，黄遵憲還運用了中國古典小説中一回結束時的套語“且聽下回分解”，雖是不經意的一筆，但在生動活溌的筆調中表現出他對小説的熱愛和提倡。黄遵憲還寫到：

　　怪哉！怪哉！快哉！快哉！雄哉！大哉！崔嵬哉！何其神通，何其狡獪哉！彼中國唯一之文學之《新小説報》，從何而來哉？東遊之孫行者，拔一毫毛，千變萬態，吾固信之。此新小説，此新題目，遽陳於吾前，實非吾思議之所能及。未見其書，既使人目搖而神駭矣。吾輩鈍根，即分一派出一話，已有擧鼎月賓絶之態。公乃竟有千手千眼，運此廣長舌於中國學海中哉！具此本領，眞可以造華嚴界矣。生平論文，以此爲最難，故亟欲先睹爲快。同力合作，共有幾人，亦望示其大概。*15

此段文字開端的一大串感嘆，活現出黄遵憲讀到《新小説》雜誌時的驚喜難抑拍案撃節之情態，他對梁啓超的成就表示衷心的推祟贊美，並以孫悟空的千變萬化爲喩，盛贊梁氏的能力竟越乎孫悟空而上之。前引書信中黄遵憲曾言及小説之“難作”，此處又説“生平論文，以此爲最難”，都表明他對小説創作之甘苦的理解和對小説的重視，也同他在與日本朋友筆談中將小説與史學名著相提並論的觀點相通，表現了黄遵憲對小説的一貫重視。黄遵憲對梁啓超及其合作者也表示了殷切的關心，簡短的詢問中透露出他們之間的深厚友誼和深切理解。
　　在給梁啓超的書信中，黄遵憲還有幾處運用小説中的人物或小説語言來表明見解，説明問題。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黄遵憲曾稱許《新民叢報》道：“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却爲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於此者矣。羅浮山洞中一猴，一出而逞妖作怪，東遊而後，又變爲《西遊記》之孫行者，七十二變，愈出愈奇。吾輩豬巴（八）戒，安所容置喙乎！惟有合掌膜拜而已”*16。黄遵憲比梁啓超爲孫悟空，而自比豬八戒，顯得風趣機智，更透露出他對小説的重視和熱情。黄遵憲還寫道：“紙尚未盡，非吾輩作書通例。擱筆吸淡巴菰數口，忽念及演義報，得一題曰：‘飮冰室草自由書，燒炭黨結祕密會’。公謂佳否？具此本領，足以作小説報、讀小説報否？”*17他在信之末尾，擬了一對偶句，好像小説回目一樣，寫得工整嚴謹，很適於小説使用。他是《新小説》的熱心讀者和評論家，更値得註意的是，這里黄遵憲還問梁氏自己是否“足以作小説報”，足見他想到過寫作小説，直接加入“小説界革命”運動的問題。黄遵憲對小説極爲重視、熱情關心歴歴在目了。
　　可見，黄遵憲在晩年致梁啓超的書信中，多次談及小説問題，渉及小説創作、小説評論、小説鑑賞、作家修養等諸多的理論問題。他對小説極爲重視，對梁啓超倡導的“小説界革命”極爲關心，書信中雖然有與梁氏的商�及對梁氏的批評，但更多的是鼓勵與贊賞，見出他們的求實求眞精神與深厚友誼，也見出黄遵憲與“小説界革命”的密切關係，盡管他並未直接參與這一文學改革運動。正如黄遵憲在筆談遺稿中出於介紹傳播中國文化的目的談論小説，在《日本國志》中出於學術的、政治的目的提及小説，給小説以青目來一樣，晩年的黄遵憲，依舊是爲了宣傳變法維新，從而達到改革社會、救亡圖存的政治目標。但是黄遵憲始終強調小説（文學）的藝術效果，在註重文學社會功能的同時不曾淡忘文學的藝術本質，文學創作是以藝術審美活動爲特徴的精神創造，這在他批評梁氏《新中國未來記》的文字中有最集中的表現。這是他比梁啓超高明之處，也顯示出他思想的深度和理論的完整性，因之，黄遵憲的小説論對糾正“小説界革命”過程中的理論偏向有益，惜未能發生明顯的效果。我們既要看到黄遵憲等人提倡小説、重視文學的非文學動機和社會功利性，同時也要認識到在那個三千年未有之創局中，在中華民族生死抉擇的關頭，出現這樣的理論傾向和文學運動、文化現象亦是歴史的必然，時勢的需求。他們在客觀上提高了小説的地位，使小説逐漸引起了人們的重視，對中國小説的近代化，對中國小説走向文壇中心，促進中國文學結構模式的變革，均起到了歴史性的作用，作出了不可否認的奠基性貢獻。総之，我覺得，説黄遵憲有關小説的論述是對中國近代小説理論史的一個重要貢獻，在中國近代小説理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應該是不過分的。 �

1990年９月初稿，94年９-10月修改，95年３月又改。
【註】
１）鄭子瑜、實藤惠秀編校《黄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第181-183頁，早稻田大學東洋文學研究會，1968年。
２）《日本國志・學術志二・文學》
３）《日本雜事詩》巻一。
４）《日本國志・學術志二・文學》
５）《梅水詩傳序》，錢仲聯輯《人境廬雜文鈔》，《文獻》第七輯。
６）《日本國志・凡例》
７）《黄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第284頁。
８）《與嚴幾道書》，錢仲聯輯《人境廬雜文鈔》，《文獻》第八輯。
９）10）《黄遵憲致梁啓超書》，《中國哲學》第八輯，三聯書店，1982年。
11）梁啓超《新中國未來記・緒言》
12）13）14）15）16）17）《黄遵憲致梁啓超書》

（Zuo Pengj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