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小説　第19号　1996.12.1

以通俗小説爲教化工具：福爾摩斯在中國（1896-1916）

孔　慧怡

（一）歴史背景
　　若論飜譯活動動員人數之衆、直接傳達讀者羣之廣，則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可説是中國飜譯傳統的一個新高峰，亦是文學作品首次成爲飜譯活動重心的時期。但這個時期的文學作品中譯却並不以“文學”爲目標，促成文學飜譯興盛的原因亦非文學本身，而是當時中國社會對變革的需求。滿清政府積弱，外強虎視眈眈，乃求變的根由；而變革的目的乃自強救國。十九世紀中葉以「西學爲用」，飜譯活動集中於科學、法律、歴史、經濟等方面（熊月之1994）；到了十九世紀末葉，文人志士提出救國必先強民的看法，要教育羣衆，實行根本的改革，而他們提倡的教育工具，正是小説。以下引文在此時期極有代表性：

夫説部之興，其入人之深，行世之遠，幾幾出於經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風俗，遂不免爲説部之所持。……且聞歐、美、東瀛，其開化之時，往往得小説之助……（嚴復、夏曾佑1897）

　　中國文學傳統中小説地位本來低微，至此忽然得到年青飽學而有志之士倡議興小説以救國，自然引起社會相當大的回響。這種態度上的改變沿於中國知識分子觀念上的改變――此時此地，國家興亡成了一切活動的重心；知識分子既提倡推行基本社會變革，則必需尋找一種可用的工具。小説被選作變革工具並非因它的傳統地位或文學價値，而是因爲它的普及性。既然小説的作用是強民救國，傳統的文學價値觀再也不派不上用塲，於是傳統的標準規範亦因而改寫。此番改寫，完全建基於知識分子重新釐定的優先次序：政治及社會功能於此時期被視爲遠比文學及美學功能重要，因此重訂文學標準和規範，正是因爲社會及政治常規有變而産生的。
　　小説――特別是飜譯小説――被推薦爲治社會病的良方，顯而易見，這是一種教晦式的手法。但小説如果要做到普及，却也不能違反流行讀物所特有的標準和規範；如果教化運動要成功，務必要吸引到一羣讀者，所以建立新的標準和規範之餘，也要讓人接受新標準，認爲它有吸引力。

（二）建立新標準
　　文學標準是毎個國家文化傳統的一部分，因此甚具權威；要改變傳統標準就是挑戰權威，因此新的標準必須和舊標準有相等甚或更高的權威性，才能建立起來。歴史學家Eric Hobsbawn説明：「重新釐定傳統是人們對新形勢的反應；方法或是以舊形勢爲助證，或是讓人感到需要不斷重申新觀點，籍以建立自己的歴史」（Hobsbawn 1983，２頁）。以晩清小説的情況而言，新文學標準的權威來自三方面。
　　第一，是倡議新標準的人所具的社會地位。他們既都是年輕改革派中的表表者，本身自然有權威地位，因此他們倡議的口號對社會中年輕一輩甚具影響力。當時幾乎毎個譯者（亦包括大部分原著小説家）都響應以小説改良社會這個説法；這種不斷重申所累積的效果，在短時間内就形成一種權威。至於譯者是否眞的希望通過飜譯小説移風易俗，還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他們感到有義務（或壓力）響應這個説法。
　　第二，是以別國的文化歴史爲己用。所有將小説提升爲救國工具的人都引用「外國經驗」來證明這服藥方的成效。這些「經驗」詳情如何，大多沒有説明，但「外國」是那些國家却一定有清楚説明：日本及西方列強，也就是在中國奪取權益最成功的那些國家。此説的邏輯再明顯不過：中國既然要變成一個日本及西方模式的現代強國，自然應該學習這些國家的致強之道。中國新小説的地位也就建立在「先進國家以小説爲進歩工具」的傳統之上。
　　第三，借取舊傳統裡有利新標準的成分。雖然傳統對小説的輕視態度必須抛棄，但某些舊傳統規範却有利於新標準的“紮根”。古典傳統以經、史爲重，因此譯者要爲新小説尋找定位，引用作比較的並非舊小説，而是這些具有權威地位的文種。以林�、魏易合譯的狄更斯小説爲例，《塊肉餘生述》的譯序將狄更斯比作司馬遷（林�1908），而《滑稽外史》的廣告則譽此書爲「西方儒林外史」。這種比喩不但有助於狄更斯在中國讀者心目中建立形象，更重要的是將飜譯小説的層次提升到傳統「史」的地位。林�以史喩飜譯小説並非偶然，五本林譯狄更斯小説中有兩本以「史」爲名，分別是《賊史》（Olver Twist）及《滑稽外史》（Nicholas Nickleby），而序言中以太史公比喩小説作者的亦不限於狄更斯作品，福爾摩斯的故事亦在此例（陳煕績1908）。
　　因此，新小説（特別是飜譯小説）的地位與有關標準實在建基於三個不同的權威來源――當代的、外國的及傳統的――其中無一渉及文學價値。這些權威來源的運用不是孤立的，而是互補長短。正因如此，清末從事小説飜譯的人可以引用古今中外的例子來爲譯作爭取地位：假如作品完全與中國文學及社會傳統拉不上關係，則以作品的西方特色（亦即強國特色）建立權威；假如作品有某些地方與中國情況相類，則可以借用傳統的權威。

（三）福爾摩斯在中國
　　以小説改良社會這個説法一旦被接納成爲的標準，進一歩就是要製作教材。既然此社會教育運動志在向國民潅輸新知識――特別是西方知識――而短時間内又無法靠創作匯集所需的材料，飜譯就成了唯一的答案。以量而言，這是中國小説飜譯空前絶後的頂峰期（施蟄存1990，８頁），此二十年中飜譯的各類小説，又以偵探小説數量最多，其勢之鋭，在1900年代中已引起一些反對聲音，指出很多偵探小説文筆粗劣而思想不純。但這樣的批評對偵探小説的潮流並沒有絲毫影響。在云云飜譯與創作的偵探小説中，最著名而又最具影響力的是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 1859-1930）的作品。
　　福爾摩斯故事第一個中譯發表於1896年《時務報》，到了1916年就有福爾摩斯全集的誕生。到底外國偵探小説如何符合中國清末教育羣衆的要求�？以下的討論會以實例來求證這一點。

（四）飜譯模式
提綱挈領
　　既然新建立的小説傳統以教育爲目標，福爾摩斯小説自然也是以教育材料的形象面世。在塑造教育形象方面，劉半農是最全面也最徹底的；他指出偵探工作變化多端，「欲編之教科書……其勢必有所不能……而此種書籍，又爲社會與世界之所必需……則惟有改變其法……托諸小説家言……啓發民智之宏願，乃得大伸」。他肯定地説明，「此是柯南道爾最初宗旨之所在」（劉半農1916）。
　　至於�一譯者嚴獨鶴則指柯南道爾著書的目的，是諷刺「所謂官中偵探」。他接著説：

　　然猶慮世之人或未能深知其苦心也，日更託爲福爾摩斯之語以明告讀者曰：苟以我之事蹟加以論理，傳之後世，可爲學偵探者自修之本（説見本集第14案）。（嚴獨鶴1916）

　　由此可見劉嚴二人對福爾摩斯故事的理解，深受當時小説的教育任務影響，不但認爲譯作應該爲晩清中國社會的教育需要服務，更把原作者的意圖拉進來，作爲加強此教育綱領的手段。對這些譯者來説，科南道爾本人是否眞的認爲福爾摩斯故事是「自學偵探指南」並不重要，因爲在他們建構的座標系統裡面並不包括原作者的眞正意願。雖然我們知道嚴獨鶴歪曲了福爾摩斯在第十四案（The Adventure of the Copper Beaches）所説的話，籍以符合當時小説的教育綱領*，但這種有意或無意的文學反諷只是對二十世紀末的飜譯學者有意義，清末讀者對這些故事的理解自然是在譯者建構的座標系統之内；他們不會拿著原文與譯文對照。
　　其他譯者雖然沒有如劉半農和嚴獨鶴般指科南道爾是爲了教育而寫作，但也一再提到福爾摩斯故事本身的社會及教育價値，其中最常提到的是科學的査案方法和福爾摩斯重道徳、維護法紀的精神（笑1916，冷1916）。不論譯者是否提及這些故事的英國背景，譯作無可置疑地放在一個中國的座標系統裡，按照晩清的社會及文學趨勢負起服務社會的任務。這種做法正好顯示如果譯入語文化要改變譯作的形象，將它納入固定軌道，並不一定要作出任何字面上的改動。
文化差距
　　英語文化與中國文言文化的差距甚大，因此很多原素都不能從一個文化體系直接搬到�一個文化體系去，譯者必須有各種策略應付這類困難。如果牽渉的事物只是故事主綫一個旁枝，與故事骨幹沒有牽連，則譯者最常用的策略是刪節。事實上我們必須明白，二十世紀初的小説譯者並沒有受到「忠於原著」這類思想規範的影響，也不覺得自己就譯作而言所占的地位比原作者低：當時的譯者是兩個文化的中介人，利用他們的專長在社會上實踐教育民衆的任務，因此裁剪作品以適應讀者的需要不但是他們的權利，也是他們的義務。較極端的例子是深爲後世垢病的「半譯半作」手法，譯者除刪節原文外更任意發揮，於譯文中加入大段個人創作，性質全部是針對時斃的。例從這個角度來看，福爾摩斯故事各譯者只刪而不増，而所刪者又都切合實際的飜譯及文化考慮，以新文學運動後的眼光來看，他們對飜譯的態度可説是非常嚴謹的。
　　福爾摩斯故事中被刪節的材料有很多可從文化差異來理解，例如福爾摩斯在起居室内練習射撃，在牆上用子彈排列成ＶＲ兩個字母，問題可不是ＶＲ代表什麼那麼簡單，而是牽渉到什麼是合理行爲。在英語文化的環境裡，福爾摩斯如此練習射撃只表示他有怪脾氣，也可説性格獨特（英國社會對怪人不但容忍，而且総帶幾分羨慕），但這種做法搬進中國文化座標系統裡，就形成社會和政治問題。無故以手槍毀壞房屋實在是清末譯作讀者難以想像的行爲，以他們固有的看法推測，這種做法不是瘋狂就是虚無黨行徑（虚無黨一説在晩清極爲流行），這個結論當然與福爾摩斯維護現行法紀的形象大相逕庭。再者，要説明ＶＲ代表Victoria Regina是輕而易擧的事，但用國君的名字來練習射撃對清末讀者來説不但匪夷所思，兼且大逆不道，與福爾摩斯重道徳、護法紀的形象極不配合。由此看來，可知譯者刪除練習射撃這一段文字，並非出於譯者或中國讀者的無知，而是爲了配合當時譯入語文化的座標系統，建立最有效的溝通辧法。
　　刪節這種手法有時候也會做得過�了。譬如很多譯者會把他們認爲與故事大綱沒有直接關係的「枝節」全部刪掉，讓故事變得更爲流暢。1903年《繍像小説》的《華生包探案》（1906年商務印書館結集成書）就是本着這種邏輯，把書中六個故事開塲時提到有關福爾摩斯的背景、習慣、怪癖及華生追憶二人關係的描寫全部刪掉；除此以外，譯者更刪掉了華生作爲敘事人的身�，故事由中國傳統所沒有的第一人稱敘事變成中國讀者熟悉的敘事方式。�開敘事角度在偵探小説公式所占的比重不談，這個改變也讓人對小説集的題目大惑不解：華生到底有何重要，以致全書要以他命名�？
　　這個例子恰好説明清末民初大量推出飜譯小説，譯者或編者很多時候會作出倉猝的決定，以至後世對這個時候的飜譯留下不良印象，甚至把一些深思熟慮的刪節或改動亦歸入疏忽之列。
　　上列兩類刪節例子，可見於清末所有飜譯小説，但福爾摩斯故事對清末譯者來説却有一個獨特的社會及文化問題：如何處理福爾摩斯使用毒品的情節？需知清末鴉片爲害被認爲是國家積弱的禍首，在這個情況下又焉能讓教育羣衆的工具宣揚吸毒行爲�？福爾摩斯作爲正義的化身而竟有毒�，這自然是個必須解決的難題。
　　本來面對這個困難，最輕易的解決辧法是刪節，假如譯者不這樣做而�覓出路，則可以顯示他們對譯作的態度相當嚴謹。1916年中華版《福爾摩斯全集》是清末民初福爾摩斯各譯本中最有代表性的版本，因此此版本的處理手法該可以説明譯者如何面對這類敏感題材。The Sign of Four（Doyle 1981, 89-90頁）有一段關於瑪�的對話，源於福爾摩斯在華生面前注射瑪�，這段對話在中譯本並沒有刪掉，但内容却截然不同了。英文本中福爾摩斯戲語華生説後者也該試點瑪�，華生回答説自己尚未完全康復，受不了這樣的刺激，而福爾摩斯則回應説華生反對用毒品是很合理的，只是福本人需要靠瑪�刺激來抵消精神上的無聊和苦悶。原文中提到健康問題，正好給譯者一個提示：中華中文版的福爾摩斯勸華生試用瑪�時，華生斷然説自己健康甚佳，不需要依頼毒品，而福爾摩斯則説要是他自己的健康良好，精神状態也緩和一點，他也不會吸毒（全集1916，２巻２頁）。清末中國吸食鴉片的人往往以健康不佳或需要提神爲籍口，爲自己辯護，所以譯者此番轉倒福、華二人的話，正好把福爾摩斯吸毒的問題納入清末中國的社會常規，讀者不必認同福爾摩斯的做法，却絶對可以了解他的自辯。反之，一個身體健康、精力充沛的人以吸毒爲消遣，距離清末讀者的經驗就太遠了。

（五）科南道爾的特出之處
　　不論從飜譯範籌與飜譯過程來説，福爾摩斯故事的中譯都是廿世紀初小説飜譯的典型，而且以流行小説而套上開啓民智、教化社會的綱領，却又爲出版社爭相譯印，顯然因爲有利可圖；這一點亦極具時代的代表性。偵探小説首先雄踞飜譯小説這個文種，然後又吸引了中國作家模�創作，於是更於所有小説類別中占了首位，以致1910年代批判之聲四起。顯而易見，少數知識分子希望小説成爲純粹爲社會服務的教育工具這種想法，始終是與小説普及化而要面對的讀者羣衆的趣味有矛盾的，經濟考慮在普及過程中占有一個很大的比重，因此偵探小説的熱潮和此熱潮在知識分子中引起的反感都是可以預見的。
　　就這個背景而言，科南道爾及福爾摩斯故事在清末民初地位之高，就更有研究價値了。現存資料顯示科南道爾是唯一在世時所有主要作品已有中譯的外國作家（包括他全部非偵探小説的作品），同時也是最早在中國文藝刊物有專文介紹其生平的外國作家之一（阿英1959，36-37頁）。雖然1910年代批判偵探小説的呼聲四起，但當時小説飜譯界一羣好手却合力推出《福爾摩斯全集》（即1916中華版），飜譯、編輯態度之嚴謹，可謂一時無兩：人名音譯標準化，附有作者生平詳盡資料，其中人名地名皆附以英文，�有三序一跋，執筆者都是當時飜譯界及小説界極具影響力的人物。在這個時期，很多別的飜譯小説不是不提供作者名字，就是只寫上音譯，無法査證原名，對比之下，可見科南道爾地位之高。雖然這些譯作自二十年代至今沒有任何人關注，但在中國文學飜譯史上却是一個里程碑，研究飜譯範疇及飜譯標準的人實在不可不知。

（六）潮流淘汰
　　廿世紀初的文學飜譯活動雖然盛況空前，但在過去四分之三世紀却沒有引起多大注意；這似乎正好説明飜譯作品的地位受譯入語文化規範影響之重。1919年的五四運動不但摧毀了傳統中國古典文學的一切規範，更取替了傳統的文學語言――文言。新文學運動的新精英分子在推動白話文之餘，亦致力推廣當時西方文學已有的文學建制，包括此建制認許的經典小説。清末飜譯小説大半以文言爲管導，而又以普及小説占大多數，正好落入新文學運動排斥的範圍：文言傳統被貶爲封建思想的載體，而譯介流行小説又被認爲是清末譯者對西方文學無知的罪證。這種新舊交替的時期，舊傳統的優點往往被抹殺，而缺點則成爲批評重心，因爲這樣才可以顯出新傳統的優秀之處。在這個過程中，清末飜譯小説喪失了讓它們存在的社會及文化背景，而從中國新文學傳統的角度來看，清末譯者用的是封建語言，譯的是流行小説，口號是社會教育而非文學，自然歸入淘汰的行列。 �

【注】
* 福爾摩斯對華生所寫的記録評價是：華生把該是講義的材料寫成了小故事，言下之意，當然是對小説式的記録不滿了。在�一個故事“The Adventure of the Abbey Grange”，福爾摩斯也抱怨華生的小説式記載只訴諸趣味性，不合教學之道（Doyle 1981, p.636）。

【參考書目】
中文
熊月之1994，《西學東漸與晩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嚴復、夏曾佑1897，“小説之源起”，天津《國聞報》，收録於阿英編《晩清文學叢鈔：小説戲曲研究巻》，北京：中華書局，1960。
陳煕績1908序，林�、魏易譯《歇洛克奇案開塲》，上海：商務，1-2頁。
施蟄存1990，“編者序”，《中國近代文學大系：飜譯文學集》第一册，上海：上海書店。
阿英1959，《晩清文學期刊述略》，上海：中華書局。
全集1916，《福爾摩斯偵探全集》，十二册，上海：中華書局。
劉半農1916，“跋”，同上，第十二册。
嚴獨鶴1916，“嚴序”，同上，第一册。
笑（天笑生）1916，“笑序”，同上。
冷（陳景韓）1916，“冷序”，同上。
林�1908，“譯序”，《塊肉餘生述》，上海：商務。

英文
Hobsbawn, Eric 1983, “Introduction: Inventing Tradition”,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eds. Eric Hobsbawn ＆ Terence Rang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yle, Arthur Conan, 1981, The Complete Stories of Sherlock Holmes, Penguin.

（Eva Hu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