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小説第21号 1998.12.1

傅蘭雅“求著時新小説”：起源與終結

劉　樹森

　　對於研究清末小説的學者而言，英國來華傳教士博蘭雅（John Fryer，1839～1928）1895年在《萬國公報》（The Review of The Time）等刊物上刊登告示，出資懸賞徴集“時新小説”，大概並非冷僻的史實。近年來，筆者開始介入清末民初的飜譯文學研究，在通讀《萬國公報》的過程中，不僅注意到了傅蘭雅徴集“時新小説”的告示，還發現了關於“時新小説出案”的報導，但並沒有意識到后者的價値和意義。今年３月，在香港召開的一次飜譯研討會上，筆者發言提及“時新小説”一事時，經羅崗博士提示，才得知：迄今爲止，一般認爲，傅蘭雅徴集“時新小説”有始無終，是一次流産的嘗試，清末小説的變革與轉型則始於幾年后梁啓超首倡“小説界革命”。因此，對於探討清末小説變革的濫觴，傅蘭雅徴集“時新小説”的結果便具有了顯見的價値和意義。本文擬簡略追溯傅蘭雅徴集“時新小説”的起源以及有關此次創作啓蒙活動“出案”的情況。

１

　　19世紀90年代，西方傳教士針對晩清的社會状況，尤其是鴉片戰爭以后西學的傳播及其産生的社會影響，開始重新審視譯介西學的宗旨與策略，並逐漸開始調整潅輸西學的策略。李提摩太，林樂知，艾約瑟，慕維廉等有影響力的傳教士在90年代初期的著述和譯作，清楚地體現了上述變化。傳教士調整后的策略具有兩個明顯的特徴。其一，他們認爲，當今無論中外，各國所直面的四件“大事”都是“養民”、“安民”、“新民”和“教民”，其中以“新民”尤爲重要。對於“新民”的内涵，李提摩太的闡釋爲，“去舊染之汚，使之成一新人，而復其初也。此乃教門所宜爲之事”*1。因此，他們強調譯介西學，改造中國社會，應當以人爲本，以“新民”爲中心。在他們的心目中，“新民”指渉的“民”，並非普通的民衆，而是接受過較高文化教育、具有開明意識的“士”。在《以士保國》一文中，李提摩太將“士”確切地定位爲“enlightened scholars”*2（即“受到啓蒙的學者”）。其ニ，他們注意到文學*3在社會變革與發展過程中所具有的廣泛、迅速而深刻的影響，所以開始將其從〓雜的西學中分離出來。受上述變化的影響，1890年，林樂知撰文紹介俄國文學，尤其對寓言作家“格利老夫”（Ivan Andreyevich Krylov）頗爲贊賞，稱其長於“撰喩言以諷世”*4，並飜譯了他的幾則寓言作品；次年，李提摩太譯了美國19世紀小説家畢拉〓（Edward Bellamy）的烏托邦小説《回頭看記略》（Looking Backward,2000-1887，1894年再版時易名爲《百年一覺》）。傅蘭雅徴集“時新小説”也是這一背景下的産物。
　　作爲傳教士，傅蘭雅來華后興趣廣泛，除傳教之外，還曾辧學和辧報，1868年起就職於江南制造局飜譯館，直至1S96年赴美，受聘擔任東方語言文學教授，執教於大名鼎鼎的哥倫比亞大學。在華期間，他所飜譯的書籍多達100余部，主要是科學技術方面的内容。1895年前后，傅蘭雅似乎開始關注文學，尤其是小説，但思想意識的基點仍舊與他飜譯科學書籍一樣，是着眼於“教民，和“新民”。他與顔惠廉合作重譯的小説《〓夕閑談》，大概就是完成於這一時期。1895年６月，傅蘭雅在《萬國公報》第77次上發表告白，“求著時新小説”。

　　竊以感動人心，變易風俗，莫如小説推行廣速。傳之不久，輒能家喩戸曉，氣習不難爲之一變。今中華積弊最重大者，計有三端：一鴉片，一時文。一纏足，若不設法更改，終非富強之兆。茲欲請華人願本國興盛者，撰著新趣小説，合顯此三事之大害並ネ去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説，結構成編，貫穿爲部，使人閲之感動，力爲革除。辭句以淺明爲要，語意以趣雅爲宗，雖婦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述事務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襲舊套，立意毋尚希古怪，免使駭目驚心。限七月底滿期，收齊細心評取。首名酬洋五十元，次名三十元，三名二十元，四名十六元，五名十四元，六名十三元，七名八元。果有佳作，足勸人心，亦當印行問世，並擬請其常撰同類之書，以爲恆業。*5

　　清末民初，在各種刊物上刊載告事求著作品或譯作，是一種時尚。例如，在刊載傅蘭雅“求著時新小説”的告白的同時，《萬國公報》在該刊的同一貢刊登了〓一則類似的廣告，即“天足會徴文啓”。

　　纏足之風爲天下婦女苦趣，泰西寓華閏秀憫之，特立一會，名曰“天足”，蓋冀巾幗中人葆其天然之雙足也。閨秀先作論二首，刊入本報前幅並徴中華文士作文以廣之，限六月底截巻。第一名贈潤筆洋銀三十圓，第二名二十圓，其余規例及作文命意已刊各日報告啓。*6

　　顯然，兩則啓事有相同之處，也有迴異之處。解讀傅蘭雅的告白，可以發現諸多不同凡響的特色。首先，強調“時新小説”在“感動人心，變易風俗”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提出這一見解的時間而言，傅蘭雅先於梁啓超。一般認爲，后者倡導“小説界變革”的先聲，當推1897年初在《時務報》上發表的《變法通議》一文。文中專門有一節論及“説部”，主張使用“俚語”創作“新編”説部，以期“傳闡聖教”，“雜述史事”，“激發國耻”，“旁及夷情”*7。其二，希望“時新小説”所解決的社會問題，不是“纏足”等單一的問題，而是“中華積弊最重大者”，旨在全面地“更改”社會，“富強”中國。其三，明確地將創作“時新小説”的大任。寄托於中國的本土文人。其四，從作品的創作動機、内容、敘事特徴、語言風格等方面，爲創作實踐提供了原則性的指導和較爲具體的操作規例，爲成功的創作奠定了基礎。告白雖然並末提及傅蘭雅設計“時新小説”的過程中參照的模式，但是他所比照的範例，顯然是他所熱悉的西方方興未艾的小説。其五，就筆者目前擁有的資料而言，傅蘭雅懸賞作者的潤筆數額之高，在當時可謂封頂，表明傅蘭雅雄厚的經濟實力和志在必得的決心。傅蘭雅本人的著作和譯作，一般售價爲一角左右，如《化學須知》和《光學須知》僅售六分。林樂知歴時20年撰寫的《中東戰記本末》，洋洋45萬字，售價也不過一元五角。由此推算，“首名酬五十元”，已是相常可觀的一筆財富。
　　除上述特點之外，傅蘭雅還準備出版此次懸賞求著的“佳作”，廣爲發行，而且還設想聘請其作者“常撰同類之書，以爲恆業”。這意味着他曾考慮資助晩清的一些中國文人專事“時新小説”創作，以實現其“變易風俗”的宏願。在這一意義上而言，他實際上最早開始策劃造就中國近代的專業作家。遺憾的是，因爲需要照顧自己正在讀書的四個孩子，使他們無論是在家庭還是在學校都受到上乘的教育，傅蘭雅於1896年離華赴美，沒有機會將其遠大的抱負付諸於實踐。
　　傅蘭雅關於創作“時新小説”的設想，也並非白璧無瑕，其中不無不切實際之處。比如，他的告白1895年６月見報，而限定的創作期限薦“七月底”，對於從未見識過“時新小説”而又要盡力而爲的晩清文人而言，兩個月的創作期限末免過於短促。大體而言，上述種種特徴，在晩清的小説發展史上都具有顯見的先鋒性，封於此后的小説創作可能産生的影響，是不言而喩的。

２

　　“求著時新小説啓”面世10個月之后，1896年３月出版的《萬國公報》第86
巻刊出了徴稿的結果，即鮮爲人知的“時新小説出案”。

　　本館前出告白，求著時新小説，以鴉片、時文、纏足三弊爲主立案演説，穿插成編，〓諸章回小説前后貫連，意在刊行問世，勸化人心，知所改革，雖婦人、孺子亦可觀感而化；故用意務求趣雅，出語亦期顯明，述事須近情理，描〓要臻懇至當。蒙遠近諸君揣摩成稿者一百六十二巻，本館窮百日之力逐巻披閲，皆有命意，然或立意偏畸，述煙弊太重，説文弊過輕，或演案希奇，事多不近情理，或述事虚幻，情景毎取夢寐，或出語淺俗，言多土白，甚至詞尚淫汚，事渉狎穢，動曰妓寮，動閲婢妾，仍不失淫詞小説之故套，殊違動人爲善之體例，何可以經婦孺之耳目哉。更有歌詞滿篇、俚句道情者，雖足感人，然非小説體格，故以違式論。又有通篇長論、調譜文藝者，文字固佳，惟非本館所求，仍以違式論。然既蒙諸君俯允所請，惠我嘉章，足見盛情，有輔勸善之至意，若過吹求，殊拂雅教。今〓選體格頗精雅者七巻，仍照前議酬以潤資。余巻可取者尚多，若盡棄置，有辜諸君心血，余心亦覺難安，故於定格之外復添取十有三名，共加贈洋五十元。庶作者有以諒我焉。姓氏潤資列後。*8

　　上述“出案”告事，猶如一幅圖畫木羽木羽如生地描繪了一個世紀前晩清本土文人爭相創作“時新小説”的情形。傅蘭雅懸賞“求著時新小説”，得到了晩清知識分子的積極回應。按照他初始的預想，只準備獎勵７位作者。雖然我們無法得知他如何確定這一獎勵數額，但是在當時的社會歴史文化背景之下，小説仍舊被鄙視爲“小道”，加之可以接觸到的外國小説譯作僅有《天路歴程》、《〓夕閑談》和《百年一覺》等寥寥幾部，一般文人難以建構“時新小説”的具體概念，所以有理由推測，準備選取投稿的十分之一給予獎勵，應當説是一個具有極限意義的比率。然而社會反映之迅速，作者的創作態度之熱烈，以及創作豐收之大，都遠遠超出了傅蘭雅的預料。在短短的兩個月之内，居然收到了162巻作品。傅蘭雅將獎勵名額由７人擴大到20人，大約也是按照十比一的比例從162巻作品中擇選出來。但是獎金的數額却只増加了50元，或許可以説明投稿的數量使他感到興奮，而内容及質量則不盡如人意。
　　在“出案”告事中，傅蘭雅再次描述了他心目中理想的“時新小説”。與一年前“求著時新小説啓”中的文字相比，“出案”中對於“時新小説”諸多方面的特徴表述得更爲清晰具體。如果説，前者只勾畫出來了“時新小説”一個大致的輪郭，而后者則較爲全面地歸納了其應當具備的特徴，包括題材，敘事結構特徴，創作意圖，主題，語言風格等内容。顯然，在評閲徴得稿件的過程中，傅蘭雅仔細研究了那些成功地將其構想付諸於創作實踐的作品，以及在他看來創作失敗的作品，在批評中深化了對於“時新小説”的認識。儻若將傅蘭雅前後兩次界定的“時新小説”的内涵與幾年之后梁啓超有關“小説界革命”的觀點進行比較，至少可以從某些側面顯示前者的影響與后者的借鑑。對於７巻最佳的獲獎稿件，傅蘭雅僅以“體格頗精雅”一言而概括其総體特徴，却以較多的篇幅評述衆多稿件不符合“體格”之處，或“立意偏畸”，“演案希奇”，或“述事虚幻”，“出語淺俗”，凡此種種，詳細例擧。正反兩個方面的描述，互爲參照，使傅蘭雅構思的理想的小説範式躍然紙上。
　　至於應徴的“時新小説”的具體體裁，臂如長篇、中篇抑或短篇，傅蘭雅沒有提及，迄今也未見資料證實其中的任何作品梓行問世，因此難以推測這方面的特徴。不過，若是162巻作品需要“窮百日之力逐巻披閲”，大概絶大多數稿件並非短篇制作。此外，傅蘭雅此時大概已經開始着手籌備赴美，無暇再思考培養“常撰同類之書以爲恆業”者。
　　最後，還應當追溯傅蘭雅“求著時新小説”這一具有重要意義的事件在晩清小説變革的進程中可能産生的影響。最直接和最早接受影響的應當是作爲作者的本土知識分子。但是，至於爲傅蘭雅的吁請所感動而創作“時新小説”的件者，具體的人數難以確定。在“出案”之中，傅蘭雅只是提及総共收到l62巻“成稿”，並未説明作者的具體人數，因爲不能排除一人提交多巻稿件或者多人提交一巻稿件的可能性。傅蘭雅在“出案”告事中提及姓名的作者，包括使用筆名者，共計20位，依照其獲獎名次附列如下：

茶陽居士，〓滿雲，李鍾生，青蓮後人，鳴皋氏，望國新，格致散人，胡晉修，劉忠毅，楊味西，張潤源，〓甘老人，殷履亨，〓儻非常生，朱正初，醒世人，廖卓生，羅懋興，痩梅詞人，陳義珍

　利用樽本照雄先生編著的《新編清末民初小説目録》中的附録“著譯編者索引”，檢索上述作者的姓名，均未見收入。只有一位稱爲“痩梅”的作家，名字近似於應徴作者之中的“痩梅詞人”，但無法確認是否爲同一人。所以説，可能這些作者在應徴創作“時新小説”之后，並未創作或者並未發表其它小説。至於傅蘭雅“求著時新小説”在思想觀念上的意義和影響，則是晩清小説發展轉型過程中的重要一環，前有所承，后有所啓。在傅蘭雅與其他西方傳教士倡導利用小説變革社會之前，《〓夕閑談》（1873）的譯者蠡勺居士，在該譯作的“小敘”中便提出了小説具有陶冶性情、啓發良心、促進社會變革方面的作用。

　　……小説者當以怡神、悦魂爲主，使人之碌碌此世者咸棄其焦恩、繁慮而暫遷其心於恬適之境者也；又令人之聞義侠之風則激其慷慨之氣，聞憂愁之事則動其凄婉之情，聞惡則深惡，聞善深善，斯則又古人啓發良心、懲創逸志之微旨，且又爲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之大助也……誰謂小説爲小道哉？*9

　　在傅蘭雅之後，則有梁啓超等中國近現代社會的文化巨擘，提倡小説革命，並推波助瀾，促使小説在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不斷發展演進，同時又成爲具有巨大輻射力的社會話語。
　　総之，對於傅蘭雅“求著時新小説”的影響還有待於進一歩的探討。

【注釋】
１）李提摩太：《救世教益》，載《萬國公報》，第37次，1892年３月，第７頁。
２）李提摩太：《以士保國》，載《萬國公報》，第45次，1892年10月，第１頁。
３）指作爲藝術形式之一的文學。“文學”這一觀念，在晩清的中國乃至於西方各國，内涵都很寛泛，包括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在内的諸多學科。按照《文學興國策》的作者、曾任日本駐美國大使的森有禮的界定，“文學乃統貝亥文法學，地理志，史學，算學，格致學，動物學，保身學，地殼學，化學，萬國公法，富國策，心才學，詩賦，古人著作等”。以上引文，參見顔永保：《＜日使文學匯集＞評序》，載《萬國公報》，第50次，1893年３月，第５頁。
４）林樂知：《俄國文學考》，載《教保》，第１期，1900年，第５頁。
５）傅蘭雅：《求著時新小説啓》，載《萬國公報》，第77次，1895年６月，第31頁。
６）同上注。
７）參見乙丑重編《飮冰室文集》１集，册２，第27-28頁。
８）傅蘭雅：《時新小説出案》，載《萬國公報》，第86巻，1896年６月，第30-
31頁。
９）蠡勺居士：《＜〓夕閑談＞小敘》，載《瀛寰瑣記》，1873年，第１頁。

（附“求著時新小説啓”及“時新小説出案”原始資料之復印件）

（LIU Shus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