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鶚與黄葆年：“二巳傳道”續考

劉鶚與黄葆年：“二巳傳道”續考

王　學鈞

一、小引

　　劉鶚是李龍川晩年的拜門弟子，一生曾“三謁龍川”，1882年正式拜門後三年，李龍川即於1885年去世了。李龍川去世後，太谷學派進入第三傳。劉鶚與黄葆年的關係於是成爲他與太谷學派關係的新的關鍵。他和黄的關係比較複雜，而他於1902年愚園雅集後向黄提出的“二巳傳道”一説，則屬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爲解讀劉鶚與太谷學派遺書，拙作舊文曽對之有所考訂，希望能査清劉鶚此説的眞實性、基本事實和意義，本無足掛齒。近得拜讀方寶川先生大作《劉鶚與太谷學派關係考辨》（下略稱《考辨》）*1，用了不少篇幅提及拙作舊文並予以指教，感承不棄。這既促使區區對拙作舊文重新檢點，也感覺“三謁龍川”及“二巳傳道”兩個問題還可以繼續探討。由於問題的複雜性，也可以説比較重要，考訂而兼辨證很煩瑣，這里僅續考“二巳傳道”，聊陳一得，以便就教於方寶川先生和學界同好。至於“三謁龍川”問題則在別處考訂*2。

二、劉鶚與愚園雅集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1902）四月，太谷學派同人在上海愚園擧行了一次聚會，稱愚園雅集。劉鶚由北京赴上海辧理商務，適逢其會。會間，諸嗣香繪有《愚園雅集圖》。次年，劉鶚囑胡仲尹臨〓了一幅副本，並寫下《題愚園雅集圖撫本後並序》（下略稱《題序》）。其開首云：

　　泰山頽，梁木壞，龍川夫子上昇於□□之冬。三年心喪畢〓，弟子東西南北，飄泊於天各一方，歴十有七年。歳在壬寅，黄先生希平由山東解組至海陵，而與蒋先生子明會，相攜來滬上。予亦因事至自北京。……

　　劉蕙孫先生《鐵雲先生年譜長編》（下略稱《長編》）兩處載有此文，一處保留原樣，並注明“後敘草稿二字原空，大概是寫時未計算”，〓一處録出全文，原空處補以“丙戌”二字*3。劉蕙孫先生所補“丙戌”二字顯系錯誤，不論。
　　這里引人注目的是關於李龍川卒年二字原空，却又有“三年心喪畢〓”和“歴十有七年，歳在壬寅”的年數。由此可知劉鶚不知李龍川卒年及其遺命*4。
　　《考辨》對此提出不同見解説：

　　如果劉鶚在寫作該《題序》之時，根本不知道李龍川的卒年，那就不可能寫出‘三年’和‘十有七年’，這兩個確切的年數，更不可能寫出比年〓更確切的‘冬季’。愚見以爲《題序》原缺二字的原因有二：其一，即《鐵雲先生年譜長編》所説：‘後序草稿二字原空，大概是寫時未計算’。其二，古人有避諱而故意缺字不寫的習慣，此可在一些家譜中找到許多旁證。……

　　這里的解釋有實際意義的是“其二”之“避諱”説，可惜竟沒有在“許多旁證”中擧出一條來，以證所説有據。
　　中國古人的確有各種避諱，例如《老殘遊記》第九回“希夷授我《指元篇》”，即避“玄燁”之“玄”而爲“元”，《指元篇》實即陳摶（希夷）《指玄篇》。然未聞家譜中竟有避諱卒年的。“二十四史”中數百皇帝“龍馭上賓”，史家直書其卒年。康有爲有《自編年譜》，亦直書其祖、父卒年。即使在太谷學派中，周太谷、李龍川是其弟子們心中的“蝶祖”――仙祖和聖人，《龍川夫子年譜》直書其卒年；在劉鶚家族中，劉成忠是劉渭清、劉鶚的生父，亦如《考辨》所引劉氏家譜直書其卒年。尊長卒年爲子孫“忌年”，如果避諱，孝子賢孫如何“守制”？且必至後世子孫忘却，叫他們如何“忌”，以至於“祭”其“列祖列宗”〓？劉鶚和太谷學派弟子們都是以“空同子孫”自〓的，《龍川夫子年譜》既已直書李龍川卒年在前，而《題序》關於李龍川卒年竟二字原空，才引人注目。《考辨》所想出的原因，恐怕劉鶚不會想到，因爲劉鶚的原文本身已經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原因，只是《考辨》沒有看出而已。
　　“三年”這個“准確”的年數，原屬劉鶚套用古禮掌故的揣測之詞。《論語・陽貨十七》云：“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孔子死後，他的弟子們〓行“三年心喪”，爲先師守墓三年，三年後弟子們才各奔前程。這是一則古禮掌故。作爲李龍川的弟子，劉鶚以爲，李龍川死後，其弟子們也必定照行這一古禮，雖然他自己沒有參加。但劉鶚想錯了。事實上，李龍川死之次年，其主要弟子黄葆年就到山東做官去了，龍川弟子們並沒有如劉鶚想像的那樣行“三年心喪”的古禮。劉鶚將本無之事揣測爲曾有之事，所以其“三年心喪畢闕”一語，顯然意味着他對那“三年”的實情不了解。這是他之所以寫不出李龍川卒年的關鍵，也直接表明了他不知道李龍川卒年和遺命。對這一點，《考辨》失察，也是導致其誤解劉鶚原文的關鍵。
　　由於劉鶚誤以爲龍川弟子有“三年心喪”，也就妨碍了他對李龍川卒年的推測。因爲，“三年心喪畢闕”指三年心喪結束以後，才有“弟子東西南北，飄泊於天各一方，歴十有七年”。這十七年，對於黄葆年來説，意義明確，是指他自己在山東爲官，又“承嗣北宗”而完成龍川遺命的十七年，同時，這也是李龍川死後的十七年。劉鶚盡管寫出十七年這明確的年數，爲什麼仍然寫不出李龍川卒年？這是因爲他不知道這“歴十有七年”恰好也是從李龍川卒年到光緒壬寅間的十七年。之所以説他不知，縁故就在他誤以爲李龍川死後弟子們有“三年心喪”，這其實不存在的三年。在劉鶚的行文中，這“三年”之後，弟子們各奔全程，又“歴十有七年”，共二十年了，也即意味着李龍川死了二十年。可是實際上，到光緒壬寅，李龍川去世僅十七年。從而可知，劉鶚不知道這“歴十有七年”有着李龍川去世十七年的涵義。
　　這使得劉鶚無論怎麼推算，也寫不出李龍川卒年。這與劉鶚的經歴有關。他最後一次謁見李龍川，在十八年前的光緒十年（1884），隨侍李龍川遊上海。現在，他只知道龍川弟子們各奔前程十七年，再加上自己揣測他們在李龍川死後必有“三年心喪”，合計二十年。可是，劉鶚自己在十八年前還曾隨侍李龍川，那李龍川又怎麼可能在二十年前就死了〓？對於劉鶚來説，這是不可能的事。他沒有意識到，自己揣測的“三年心喪”，實屬懸擬而凭空増加出來的三年，根本不存在。其結果，使自己陷入了自相矛盾，自然推算不出李龍川的卒年，除非他意識到自己揣測的“三年心喪”實爲子虚烏有不可。所以，對李龍川卒年，他除了“二字原空”，還有什麼辧法〓？辧法也有，那就是問一問李龍川卒年的知情人，然而由《題序》原文可知，他沒有問，或者説沒有人告訴他。
　　“三年心喪”既屬劉鶚懸擬，那“歴十有七年”當〓有來源。來源便是黄葆年（號希平）的《題愚園雅集圖並序》。
　　劉鶚《壬寅日記》八月初十日記有：“接仲素婿來函，並《愚園雅集圖序》”*5。仲素即黄仲素，是黄葆年的兒子，劉鶚的女婿。這里提到的《愚園雅集圖序》即爲黄葆年所作，在《歸羣草堂詩集》巻二中題爲《題愚園雅集圖並序》。“序”中寫道：“壬寅夏，予歸自東山，實君毛公招飮於此。……年之驅馳於外也十有七年矣”*6。劉鶚的《題序》作於見到黄葆年《題愚園雅集圖並序》之後，即光緒癸卯（1903）。有了“年之驅馳於外也十有七年”，才有劉鶚所説的“弟子東西南北，飄泊於天各一方，歴十有七年”。然而這十七年在劉鶚的意識中，僅僅是“弟子東西南北”各奔前程的十七年，不包括“三年心喪”的三年，如上所述，且也不知道這“十有七年”恰好是李龍川去世已十七年。劉鶚也是數學家，他如果知道這一點，推算起來那是一望而知的。
　　從而，《考辨》説，如果劉鶚“根本不知道李龍川的卒年，那就不可能寫出‘三年’和‘十有七年’”，顯然在預設的前提中包含了對劉鶚原文的誤解，由誤解産生出的似是而非的自信。《考辨》沒有看出，正因爲劉鶚寫出了“三年”和“十有七年”，兩者之和爲二十年，又沒有意識到“三年”是他自己凭空懸擬而來，實無其事，才使他既寫不出，也推算不出李龍川卒年，從而表明他根本不知道李龍川卒年及其遺命。《考辨》的誤解，在於沒有注意到“畢闕”二字實指“三年心喪”之“結束以後”，而誤將“三年”包含在“十有七年”之内了。在誤解原文的前提下，企圖尋找解釋性的原因來作推測，便只有〓運氣了，例如所謂“避諱”、“大概是寫時未計算”。同時，劉鶚《題序》對於探索劉鶚與太谷學派關係的重要史料價値，不但〓出了《考辨》的視野之外，而且還因《考辨》似是而非的自信，増加了錯誤的判斷及其流傳。
　　劉鶚的這則《題序》寫於光緒癸卯（1903），已是在愚園雅集及蘇州歸羣草堂早已創設之後。可是，由以上考訂可知，直到此時，沒有人告訴他李龍川的卒年、遺命和喪葬事宜。也就是説，至少在李龍川死後，太谷學派進入第三傳，劉鶚是這個學派的邊縁人物，無論他自我感覺如何。李龍川之死，至少在其主要弟子現存的詩文中，那是如喪考妣，就像他們常説的，“如失乳之嬰”，山崩地裂，但連這個消息也沒有想起來應告訴劉鶚。以至累及劉鶚《題序》還依古禮掌故懸擬出個“三年心喪”這一子虚烏有之事。
　　綜合參證《龍川夫子年譜》、黄葆年《歸羣草堂詩集》、蒋文田《龍溪先生文鈔》及《龍溪先生詩鈔》、朱玉川《養蒙堂遺集》，可以整理出自李龍川死後，到光緒壬寅四月愚園雅集之間，這十七年間黄葆年秉承李龍川遺命，在山東既“承嗣北宗”，且完成學派南北合宗之事所進行的一系列的學派活動。但劉鶚從未被邀請或主動參加。相比之下，毛慶藩却不遠千里從北京到山東來參加*7。這意味着什麼〓？由《題序》可知，對這些預約的有組織的學派活動，他不知道。以劉鶚的性格和財力，如果他知道，那是會去的。《考辨》列出劉鶚在這十七年間與太谷學派許多弟子的交往，以證明這十七年間他並沒有間斷與太谷學派的聯系。但似乎沒有注意到，這只是劉鶚與他們的個人交往，許多甚至是偶然的個人交往而已，正如劉鶚有很多朋友，甚至如他自己所説，交往過的妓女也不下千人，但並非預約的有組織的學派活動。甚至連他參加愚園雅集，如他自己所説，和其日記所顯示，他是由北京到上海處理商務上的事，才適逢其會。他曾將自己的兒子〓仲送到黄葆年的山東官署就學，肯定與黄有所交談，但在《歸羣草堂詩集》所記、所懷念的那麼多同學中，却沒有提到劉鶚。我們至今也只是據《鐵雲先生年譜長編》，才知道《歸羣草堂詩集》中的“頤仲”一名，應是〓仲，而知確有其事。這些個人交往，僅從《題序》即可知，顯然沒有改變劉鶚在太谷學派中的邊縁地位。

三、“二巳傳道”問題

　　劉鶚在太谷學派中的這種邊縁地位，對學派内部歴史和實情的這些不了解，導致了他在1902年愚園雅集後犯下一個重要錯誤，這個錯誤引起了黄葆年對他的嚴勵責難，寫信指責他欲爭奪山長地位，並以學派山長的權威性指責他的所作所爲違背了學派教義。而違背學派教義，在太谷學派中即意味着必將遭到“天譴”。劉鶚落入了不得不自辨的窘境，其“二巳傳道”一説，便是在這一背景下的自辨中提出來的。他在光緒壬寅（1902）十月十七日《致黄葆年》的自辨信中有這麼一段：

　　竊憶夫子主雲溪家時，坐客房之里室，宣巽二之旨曰：將來天下，二巳傳道。是日也，侍坐者，公及弟及雲溪夫人、小寶四人，皆巳年生人也。爾時私用自負，至今日者，更有不容推〓也已。*8

　　《考辨》説：

　　李龍川“宣巽二之旨”中的“二巳”究竟指誰？自劉鶚開始的劉家三代以及大部分研究者都認爲‘二巳’是指承傳李龍川道統的二位巳年生的人，也就是生於乙巳年（1845）的黄葆年和出生於丁巳年（1857）的劉鶚。王學鈞則根據太谷學派發展的實際情況，提出不同的看法，認爲‘二巳’是指同生於乙巳年（1845）的黄葆年和蒋文田。然而，現已考明，蒋文田並非生於道光乙巳年，而是道光癸卯年（1843）。故黄、蒋之説不能成立。

　　此説不免有失准確，因拙説本參證了劉大紳、劉蕙孫之説。《考辨》所謂“現已考明”蒋文田生於道光癸卯年（1843），指示參看其《蒋文田及其著述》一文，雖未注明發表處，區區實有幸拜讀過，文曰：

　　劉蕙孫先生早在1940年發表的《張石琴與太谷學派》一文稱蒋文田“宣統元年六十七卒”。以此上推六十七年，其生年則爲道光二十三年（1843）。不知何故，劉蕙孫先生又於編纂《鐵雲先生年譜長編》改記爲與黄葆年同歳。前些年陳遼先生根據蒋文田《龍溪先生文鈔・癸卯江南第一花朝詩》中的“回頭却是我生年”一句，考定蒋文田出生於道光二十六年（1843）。從而解決了蒋文田究竟生於何年的問題。*9

　　在《考辨》中關於“二巳傳道”問題的駁論，唯這一條可稱爲證據。在拙文《“二巳傳道”考辨》寫作之前，蒋文田的兩册遺書倒是細讀過的，他的那一詩句也曾令區區頗費了一番斟酌，但終未將“回頭却是我生年”之“我生年”解爲“我的生出之年”，雖然若對那一詩句孤立地從字面上作如是解，可備一説。但問題却並不這麼簡單。現試解此詩：
　　愚園雅集之後，太谷學派在蘇州設歸羣草堂。1903年太谷學派同人在歸羣草堂聚會。黄葆年《歸羣草堂詩集》巻二有《癸卯第一花朝蝴蝶會並序》云：

　　癸卯仲春，同人於歸羣草堂戲爲蝴蝶會，命之曰第一花朝，慶吾道之南行也。是會也，與者七十人。……共入花花世界而有朝朝暮暮之情焉，詩以志之，將與後先庚子相〓續也。
樓頭煙雨萬花含，橋畔臙脂浸酒酣。
天下三分早春色，二分先已到江南。
一回蝶夢一回新，一度看花一度春。
此會江南春第一，回頭同拜種花人。
早向空同朝蝶祖，還從白石悟蘭因。
相逢衍説桃源事，笑我漁人黄道眞。*10

　　蒋文田《龍溪先生詩鈔・癸卯江南第一花朝詩》云：

信是春風及第時，二分消息盡堪知。
龍川詩句分明記，開到江南第一枝。
瀛洲大會會諸天，花也長生蝶也仙。
此會人天還第一，回頭却是我生年。
八百仙人八百家，雙飛雙宿好生涯。
願將一滴龍川水，洒遍人間萬萬花。*11

　　將黄、蒋詩參看，可知蒋詩是和黄之詩。黄葆年有“回頭同拜種花人”句，蒋文田則有“回頭却是我生年”句。其中“早向空同朝蝶祖”之“祖蝶”，即仙祖之意，指學派宗師周太谷。“還從白石悟蘭因”之“白石”，指張積中。“種花人”指李龍川，“桃源”即龍川弟子信仰的“聖境”，可通過“考龍門”而入，亦可“飛鳧”而入。
　　如果，這“回頭却是我生年”可以理解爲“出生”之年的話，那麼再看《龍溪先生詩鈔》還有一處提到自己的年齡。其《除夕醉後示諸子（有序）》云：

　　予家無斗儲，不耕而食，恆抱素餐之耻，而諸子皆將成立，罔知稼穡之艱難。……丙申除夕，家人完聚，宴飮盡歡，尤所爲一則以喜，一則爲惧也。有知予喜且惧之意者，庶乎安其樂而思其終也。醉後直書數語，以之自警，即示揚、銓、棟、璧、玉諸子。
予生五十載，庸碌無一奇，幸聞至人訓，管窺得端倪。
少不事生産，俯仰焉所資？所頼食天祿，延命度歳時。
不耕亦不織，終歳無寒飢。天恩何高厚，戰兢常自持。
……*12

　　這首詩是蒋文田寫給自己的兒子們看的。光緒二十二年丙申除夕（1897年２月１日）蒋文田自稱“予生五十載”。若將“回頭却是我生年”視爲他生於1843年，則他本年當是五十五歳。五十五歳而稱“五十載”未免相差太多，盡管中國舊詩可模糊而取約數，但五十五也是中國的整數。若本年蒋文田是五十歳，作四十九實歳，則當生於1848年。與此相應，現存太谷學派遺書所載各種迹象顯示，蒋文田的年齡不會比黄葆年大。雖然黄、蒋非常親密，且蒋亦是學派第三傳山長，上引詩中所謂“幸聞至人訓”，“所頼食天祿”意即自己身爲山長而受弟子們供奉。他先於黄一年拜門，又是黄拜門的引見人。但黄對蒋的尊稱多爲“蒋子”，在其“祭蒋文田文”中仍這麼稱呼：“鳴乎蒋子，事師如師親，從友如從兄，愛弟如愛子，……其於年也，始終誘掖而成全之者，四十有余年，……鳴乎蒋子去矣，我將奈何，惟有心夫子之心，任蒋氏之任，一息尚存，此志不敢稍懈而已”。但他對年齡比自己大，然並非山長的謝逢源、江子若，却尊稱“公”。其《祭謝平原江子若文》寫道：“二公往矣。二公成龍川開創之功，又親師取友五十余年，……年所最服膺者，則與謝公交愈久而愈知其非也，何其明也；與江公交愈久而愈篤其情也。何其厚也！”*13他們都是龍川弟子。這里所顯示的是中國古老的“尚齒”傳統。
　　從這些資料所傳達的消息，再回頭看蒋文田的那首“瀛洲大會會諸天，花也長生蝶也仙。此會人天還第一，回頭却是我生年”之所謂“生年”，則有再生之年的意味。他們這些人的“聖賢”境界其實是所謂“成佛作祖”的境界。“諸天”即諸仙，“瀛洲大會”即仙人大會。《龍川夫子年譜》光緒十一年條記李龍川教弟子：

　　孔門弟子三千，〓〓門下亦有三千，吾門當成就八百人，以應十八子之數。他日瀛洲大會，則在華山，非若孔門之會於廣野也。自嘉慶元年丙辰聖功肇興，二百四十四年後應接開儒仙派，非讀書明理者不准修其道。其有無師而自成道者，三官大帝不加保結，不得朝金闕。*14

　　太谷學派與“孔門”不同，他們是“儒仙”，這就是蒋文田詩中所謂“瀛洲大會”、“八百仙人”諸語的來源，並意味着李龍川預言的實現。
　　《龍川夫子年譜》光緒十一年條又記李龍川遺命：

　　數定錫朋明年當赴山左，承嗣北宗。將來道運之興，由北而南，南隱北顯，自古而然。

　　果然，黄葆年（錫朋）於李龍川去世的第二年即光緒十二年由進士大挑出任山東〓陽縣令，後又相繼轉任山東朝城、武陽、莱陽、福山、泗水縣令，凡十七年。這十七年中他一面“吏隱”，一面以龍川傳人的身〓繼任學派山長，而承嗣張積中北宗，毎到一處都邀集學派南北弟子擧行學派活動，直到完成學派南北合宗之事。到1902年初，他以“修墓”爲辭解組歸家郷泰州。龍川去世後，蒋文田則以龍川傳人的身〓承嗣南宗山長。黄葆年歸來後，他倆一同赴上海，由毛慶藩作東道主，於當年四月在上海愚園聚會，即愚園雅集。愚園雅集的成果之一是在蘇州創設歸羣草堂。當年重陽講舍開學，從此學派南北弟子均歸於此。黄葆年移家這里，蒋文田則仍居泰州家郷，不時往返兩地，學派進入了“黄門”時代*15。果然“南隱北顯”。此即黄葆年詩序所謂“慶吾道之南行也”的背景、來歴和意義。
　　“吾道之南行”迎來了“瀛洲大會會諸天”，當“人天還第一”的“此會”之時，回首過來路，却是先師預言實現之日，我輩再生之年，大家都成了仙。所以上有“龍川詩句分明記”，下有“八百仙人八百家”之慶。如果聯系到《龍川夫子年譜》所記之“考龍門”，則又意味大家都果然“飛鳧”入仙境了，故有“雙飛雙宿好生涯”。這就是蒋文田那首詩的意義。
　　有關太谷學派的研究，目前尚處在査清史實的階段，至於對其一系列基本觀念用語、信仰等教義的研究，尚未眞正展開，但誤解却已傳開，例如肯定其是儒家學派、反對三教合一等等，這也反過來影響了對史實的考訂。
　　從蒋文田的“回頭却是我生年”、“予生五十載”二説相參看，則互相抵牾，而二者又同出於詩，有其模糊性，故得不出他確定的出生之年。
　　劉蕙孫改蒋文田“宣統元年六十七卒”而爲與黄葆年同歳，不會無因，劉鶚的後人與蒋文田和黄葆年的後人有姻戚關係，屬知情人。
　　劉鶚《老殘遊記》二集所寫的三個“龍子”同屬“巳年”生人。劉大紳《關於老殘遊記・三・老殘遊記之影射》説：二集屬劉鶚“有意專寫”。“二編所寫，純就自己學境描寫，除赤龍子喩自己，青龍子喩蒋龍溪先生外，余均不可指實”。“黄龍子初無用意，後則影射黄歸羣先生”,“周耳影射周太谷先生”*16。拙作《＜老殘遊記＞的太谷學派觀》、《＜老殘遊記＞的禪智慧――逸雲釋論》、《老殘、逸雲證悟的“四句偈”》，以及《劉鶚＜述懷＞釋論》,據現存太谷學派遺書、劉鶚對李龍川教義的接受，以及黄葆年對劉鶚的指責，與二集互相參證，以解讀二集，深服劉大紳對二集的評説得個中三昧*17。
　　《老殘遊記》二集第一回寫黄龍子“是己巳年生的，青龍子是乙巳年生的，赤龍子是丁巳年生的”。其中丁巳年即劉鶚生年，乙巳年表明劉鶚知道蒋文田的生年。但“己巳”到“乙巳”相差三轉三十六歳，當系故意規避黄葆年生年。愚園雅集後，劉鶚所受太谷學派内部的責難，便主要來自黄葆年。
　　《考辨》認爲，“二巳”所指，“黄、蒋之説，不能成立”，且“黄、劉之説，亦不能令人完全信服”，“〓一‘巳’有指陳建安的可能性”。
　　這一推測所以産生，是建立在“考明”蒋文田生於1843年的前提下，然後〓找可能性和旁證，但“陳建安（名士毅）則生年不詳”；又説“龍川晩年出遊，均率陳建安爲首席弟子同往，又多次命其外出傳道”。《龍川夫子年譜》尚存，可知所謂“首席弟子”云云，不過是方寶川先生據己意所加。盡管《考辨》又説，“這也只能是一種推測，在尚無確切的文獻佐證之前，未敢臆斷”。可知已左右支〓，因爲在方寶川先生的《蒋文田及其著述》中，已經斷言，“陳建安在去世前，是南宗的實際領袖”。
　　但對這種推測和斷定，現存直接的反證資料，只要以實證方法去考證，不必拘守劉蕙孫先生的“共推”之説――即黄、蒋出任山長由弟子們“共推”，便不難看出現存太谷學派遺書已包含了這個學派的傳承譜系和規範的第一手資料，只需參證解讀尋出而已。
　　李龍川死後次年即光緒十二年，黄葆年得官出任山東兩月後，陳建安病故。蒋文田在致黄葆年的信中説：“建安忽大去，……悲夫，去年山嶽崩頽（按指李龍川死），今歳干城損壞（按指陳建安死）。……弟倚兄與建安如左右手。今則兄既飄蓬遠引，信息久疎，而建安又復永別，令弟孑然一身，失所依倚，……”*18
　　信中情感確乎非常悲痛又誠惶誠恐，但這正是南宗繼任山長的口氣和心態。“左右手”固然重要，然而只是“首腦躯干”的左右手罷了。他若不是“首腦躯干”，何來“左右手”〓？
　　《龍川夫子年譜》光緒十一年條記李龍川遺命説：

　　吾門有建安，則子弟日親；有錫朋，則講學益明。又曰：子明好學，可爲教授也；石溪通變，可使四方也。

　　建安則陳建安，錫朋即黄葆年，子明即蒋文田，石溪即謝逢源。這是李龍川的四個主要弟子。以此參證李龍川遺命“數定錫朋……承嗣北宗”，以及黄葆年的自述：“龍川講學以來數十年，由博返約，夜以繼日，不啻寶藏之於山，而貨財之殖於海也。毎義當至精，辭當至達，必顧年而屬之曰：女爲我留贈後人”*19。可知對於以“道統在人”的李龍川來説，在傳人問題上以“學”爲基本。故由他爲繼任山長而去承嗣張積中北宗。蒋文田“好學”而“可爲教授”，與蒋文田“左右手”之説、“幸聞至人訓”，“所頼食天祿”相參證，則以蒋文田承嗣自己出任山長傳道講學。陳建安與蒋文田於同治二年拜門，早於黄葆年一年。他是秀才，爲人仁義寛容，能團結同人，但因爲家中貧困，曾作上海提督張國英（江都人）的“西席”，即家塾教師，並引張國英拜從李龍川。李龍川死後次年，他即病故。《考辨》似乎沒有注意到，陳建安是病死於上海，他沒有“食天祿”，要凭自力謀生。謝逢源通權達變，爲人機警，對外交際，常由他去辧。李龍川死後，他返郷。
　　蒋文田有《口號》云：

負薪閑事業，乞食好生涯。
大笑出門去，飄蓬何處家。

　　其《七月由羅塘至泰州口號》云：

妙舌蓮花開正覺，寶珠如意結靈胎。
因縁大事難抛却，曾自空同道上來。*21

　　這些詩寫於李龍川死後，都是“食天祿”即承嗣道統者的口吻。
　　劉鶚自投身治黄河工，特別是轉向工商實業後，與晩清社會、文化的變革乃至與西方衝撃在思想和行爲選擇上的關係，已經比他與太谷學派之間的狹隘關係密切、重要、廣泛得多，也更具晩清社會和文化近代轉型的豐富内涵。這是太谷學派的歴代山長既不望也不及的，自然不能與之等同。太谷學派是自覺的傳統三教合一民間學派。其三教合一是中國儒、佛、道三教長期緩慢融合和市民化的結果，具有其包容性、民間性（不是民主性），但畢竟不屬以探索思想理論和學術爲基本職志的近代型學派，缺乏知識、理性的自我推動力和隨時代更新的自覺性，而毋寧是一種信仰。發展到“黄門”時代，既是它的全盛期，也是它衰落的開始。隨着中國社會文化變革的日益深入，諸如近代化工商業的日益發展、“西學”和新式教育的日益普及，劉鶚與太谷學派之間的這種不同，也深入到人生價値觀的層面。然而，正因爲他是這個學派的弟子，並且終身沒有超越來自這個學派的信仰的自覺性，才形成了這樣的一種矛盾：他的職業選擇及其相應的知識、理性與其信仰之間的矛盾。前者推動他日益近代化，而後者始終是前者發展的羈絆。最終，他不但成爲晩清社會，也是太谷學派内部的悲劇人物。他的人生悲劇有着中國社會文化近代轉型期豐富的時代意義，同時也具有他作爲人文個案的許多特色。而探尋其内涵及其意義，首先需要把事實弄清楚。“二巳傳道”問題便是表現和探索這一内涵的重要環節和切入點。太谷學派的愚園雅集以後，學派山長黄葆年在十月初八日的《致劉鶚》信中説：

　　雲摶二弟心印，不見十年，未通一字，非仲之不情也，士各有志，豈容相強。二弟龍虎之氣，固非仲之能伏而制之者也。夫始同者末或異，則始異者末未必不同。天既生二弟之才，必將有所以成之者，則亦無俟乎人之伏而制之也。
　　今接手書，披肝瀝膽，吐氣如長虹，直念仲負薪之勞且苦，而思取而代之。日在天上，心在人中，天地鬼神，實聞斯語。無論事之成否有無，二弟之己立立人，從此始矣。雖然，不直則道不見。二弟所言皆眞，唯狂奔十載而曰非（按非字衍）僅爲衛生計，則飾説也。二弟豈爲衛生計哉！弟之狂奔也，將以求“吾之所大欲也”。宮室妻妾玩好之供必如其願者，此一大欲也；取負薪之事而不旁而代之，此又一大欲也。天下有聖賢之事，有豪傑之事，有庸衆之事。宮室妻妾玩好之供必如其願，此庸衆之事也，或可狂奔而得之也。取負薪之事而代之，此豪傑與聖賢之事也，非僅可以狂奔而得之也。……*21

　　所謂“直念仲負薪之勞且苦，而思取而代之”,“取負薪之事而代之”,即指取山長之位而代之。黄葆年在這里嚴勵指責劉鶚企圖爭奪學派山長之位。所謂“狂奔”即指工商活動等等以及爲私利而進行的鑽營，認爲劉鶚是在追求“宮室妻妾玩好之供”這些世俗利欲，屬於“庸衆”之列，違背了學派教義。雖然此信僅署“十月初八日”，但可以判定這是光緒壬寅（1902）十月初八日。
　　十月十七日劉鶚有《致黄葆年》信，雖然不是針對《致劉鶚》而來，但還是針對這兩項責難的自辯。一則説：“屡奉手教，皆以不謹小節，曲爲原諒。諒之者，勗之者也”。再則説：“弟與諸君子殊途而同歸，必不能共轍者也”。繼則説：“弟之所爲，幾無一事不與公相反，然至於所以爲，竊又自以爲無一事不與公相合也”。上引“二巳傳道”一説，即見於此信。這既是認錯，又暗示自己將我行我素；既是表達忠心，又在暗示自己本心並沒錯，総之這是自辯。所謂“爾時私用自負”，是在表白自己曾因“私用自負”而誤會了李龍川所謂“二巳”之所指，反引之以表忠誠。聯系到《老殘遊記》二集，特意寫出“青龍子”的生年是那一“巳”，其有自來。二集又寫道：“青龍子、黄龍子兩個〓，道貌嚴嚴，雖然都是極和氣的人，可教人一望而知他是有道之士。若赤龍子，教人看着説不出個所以然來，嫖賭吃着，無所不爲；官商士庶，無所不交。同塵俗人處他一樣的塵俗，同高雅人處他又一樣的高雅，並無一點強勉處，所以人都測不透他。因爲他同青龍、黄龍一個師父傳授的，人也不敢不敬重他些，究竟知道他實在的人很少”。在愚園雅集後，劉鶚一直表現出不被同人理解的情緒，同時又幾乎發誓般地表示對學派教義的忠誠不弐。但由於他的自辯本身矛盾重重，又“必不能與諸君子共轍”，仍然一如既往，自然仍屬“庸衆之事”，其自辯對黄葆年也就不起作用了。
　　事實上也是如此。直到劉鶚家破人亡之後，黄葆年對他最後的評價，見於他教誡自己的弟子時所説：“劉鐵雲誤於成家、學道兩事雙全。現在道既未成，家又何如？汝等不可不赶緊夢醒也！”*22這一評價與他在《致劉鶚》信中的意思一脈相承。
　　《考辨》對黄葆年的這段話沒有解釋。這段話是太谷學派的基本教義，它原出於南宗道教相傳的祖師呂洞賓：“貪癡漢望成家、學道兩事雙全”。意思是，既想學道成仙，又想發家致富貴，這種人就叫做“貪癡漢”，結果総是適得其反。劉鶚，據《考辨》説是“太谷學派的重要弟子”，然而，却被學派山長兼兒女親家的黄葆年視爲“貪癡漢”，注定了該家破人亡，又果然家破人亡，終於成了他用於維系羣體精神紐結和信仰權威的果報證驗的標本――反面教員。
　　鳴呼劉鐵雲！一代本可大有作爲的通才人物，只因缺少了一點，便喪失了無窮。在晩清，有些人能〓自由地發揮自己所獲的新知識新理性，突破傳統信仰的羈絆，大膽尋求新的文明，但劉鶚終於沒有做到。信仰的力量有時遠大於知識和理性的力量，“鐵二哥”也就只能在想像中“超凡入聖”――“成佛”來自我安慰了（《老殘遊記》二集第九回）。

【注釋】
１）方寶川《劉鶚與太谷學派關係考辨》，載日本《清末小説》年刊第21號，1998年12月１日出版。
２）拙文《劉鶚“三謁龍川”考》考訂《劉鶚與太谷學派關係考辨》一文所説劉鶚“六次”謁見之説，在文獻解讀、考訂方法及結論上均不能成立，不能推飜劉鶚自述“三謁龍川”。載《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雙月刊1999年第４期。
３）見劉蕙孫《鐵雲先生年譜長編》，濟南・齊魯書社1982年８月第一版，第22頁、90頁。
４）拙文《劉鶚＜題愚園雅集圖撫本後並序＞考辨》載北京圖書館《文獻》雙月刊1990年第３期、《“二巳傳道”考辨》載南京・《明清小説研究》季刊1990年第3-4期合刊。
５）劉鶚《壬寅日記》，劉徳隆、朱禧、劉徳平編《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７月第一版，191頁。
６）黄葆年《歸羣草堂詩集》巻二，據泰州圖書館藏抄本。
７）參拙文《劉鶚＜題愚園雅集圖撫本後並序＞考辨》，載北京圖書館《文獻》雙月刊1990年第３期，《黄炎培與毛慶藩――太谷學派研究札記》載《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雙月刊“太谷學派研究專欄”，1996年2-3期合刊。
８）劉鶚《致黄葆年》，《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301頁。
９）方寶川《蒋文田及其著述》，載《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雙月刊“太谷學派研究專欄”，1998年３期。
10）黄葆年《歸羣草堂詩集》巻二，江蘇泰州圖書館藏抄本。
11）12）蒋文田《龍溪先生詩鈔》（不分巻），江蘇泰州圖書館藏抄本。
13）均見黄葆年《黄氏遺書》巻八，江蘇泰州圖書館藏抄本。“祭蒋文田文”原無題，據文意擬。
14）謝逢源編《龍川夫子年譜》，江蘇泰州圖書館藏抄本。
15）參上引拙文《劉鶚＜題愚園雅集圖撫本後並序＞考辨》。
16）劉大紳《關於老殘遊記》，《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395頁。
17）拙文《＜老殘遊記＞的太谷學派觀》載《江蘇社會科學》1993年第４期，《＜老殘遊記＞的禪知慧――逸雲釋論》載《明清小説研究》季刊1994年第４期，《老殘、逸雲證悟的“四句偈”》載《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６期“太谷學派研究專欄”。《劉鶚＜述懷＞釋論》同前1997年第２期。
18）蒋文田《龍溪先生文鈔》巻一《寄黄錫朋書》（按第二書）江蘇泰州圖書館藏抄本。
19）上引黄葆年《黄氏遺書》巻一《記言》。
20）兩詩均據上引蒋文田《龍溪先生詩鈔》。
21）劉徳隆《黄葆年給劉鐵雲的一封信》載《江蘇社會科學》雙月刊1993年第４期，日本《清末小説から》第34號，1994年７月１日（含影印件）。
22）黄葆年《歸羣草堂語録》之三，江蘇泰州圖書館藏抄本。

（WANG Xuej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