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通俗文學的復蘇與重建

中國大陸通俗文學的復蘇與重建

范　　伯羣

一、將近一個世紀的爭論，源於將“之一”誇大爲“唯一”：

　　我在《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中，將“五四”新文學作者稱爲“借鑑革新派”，他們是借鑑了世界其他國家文學的優長而要對中國文學進行一塲革命，使之與世界文學接軌。而走中國傳統文學路子的通俗文學作家，則是繼承我國文學的固有傳統，並根據時代的發展而加以改良。其實是可以並行不悖的。但是却發生了近一個世紀的“恩恩怨怨”。我以爲“五四”前後這兩大派別之爭，實質上是“文學功能觀”之爭；而在表現形態上則是反反復復地搶占陣地。前者是“載道的遵命文學”，後者是“娯心的休閑文學”。革新派在20世紀20年代的“陣地戰”是革新《小説月報》，而繼承派則?出《小説世界》。革新派在20世紀30年代的“陣地戰”是搶占《申報・自由談》，而繼承派則?立《申報・春秋》。抗日戰爭開始後，表面上是?統一戰綫了，但實質上對通俗文學的生存權仍然是存疑的。直至50年代初，以行政或半行政的手段徹底否定了繼承派的存在。但是中國老百姓的先天的傾向繼承派的審美情趣並沒有在他們的“民族性”中被?除。這種“民族認同感”在改革開放之後，以“引進熱”――引進臺、港武侠、言情小説爲契機，以“重印熱”爲爆發點――重印繼承派的小説而再次肯定這些作品的生命力與生存權。
　　臺、港的武侠、言情小説的登陸，在被八個樣板戲?成的文化沙漠里干渇的老百姓們，馬上覺得這是一股清涼的晨風，一泓人性的泉水。於是就有人想到這些臺、港作品的老根是出自大陸，在發黄的故紙堆中去發掘重印這些老祖宗的作品是一筆好生意。総之，他們的生命力與生存權是馬上得到中國老百姓的認同的。可是，文藝界與學術界却並不一定認可。從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到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整整30年的斷層中，使許多年輕的文藝工作者和文學史研究者，都沒有讀過這些作品。他們只是接觸過老一輩革新派文學家對這些所謂“毒草”的批判的言論。而對這些繼承派的作品的眞實面貌是知之甚少的。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的鑼鼓已經敲響，當年批判繼承派最力的茅盾在他的回憶録中還缺乏起碼的自我批評，甚至沒有一點點松動的余地。他説：

　　我偶然地被選爲打開缺口的人，又偶然地被選爲進行全部革新的人，然而因此同頑固派結成不解的深仇。這頑固派就是當時以小型刊物《禮拜六》爲代表的所謂鴛鴦蝴蝶派文人；鴛鴦蝴蝶派是封建思想和買?意識的混血兒，在當時的小市民階層中有相當的影響。[《複雜而緊張的生活、學習與闘爭(上)》，載《新文學史料》第４輯]

　　經過考察與研究，我認爲“借鑑革新派“與“繼承改良派”的爭論，長達大半個世紀，這是因爲有些人想將“之一”變爲“唯一”。一個文學流派往往會將自己的文藝觀強加在別人的頭上，往往覺得自己對文藝的信念是最正確的，他們其實只是文學大家庭中的“之一”流派，可是他們一定要將自己誇大爲“唯一”。別人都得退出歴史舞臺。於是問題就來了，於是就爭論不休，似乎變成了?死我活的決闘。在這一歴史過程中，我對通俗文學作家的印象是較好的，他們只關心如何吸引讀者，也即“爭奪讀者”，但不“爭奪領導權”，不?“自我中心”、“唯我獨革”。可惜他們沒有一支自己的理論隊伍，能恰如其?地作出自我評估與進行必要的辯誣，因此它缺乏起碼的自衛力量。老是被拉到被告席上，無言地聽原告歴數其“罪状”。
　　我認爲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這批稱爲“鴛鴦蝴蝶派”的作家是作出了自己的貢獻的。這批文人，在科擧制度廢除後，他們找到了一種新興的職業――“文字勞工”。他們在中國新聞事業剛起歩不久就?報?刊，當主筆，寫小説，並且將頻道鎖定、鏡頭對准新興的都市生活，他們既培育了爲廣大市民所歡迎的都市社會小説新類型，又掀起了使當時廣大青年心靈爲之震撼的“哀情小説”新熱點。在他們的小説中折射出“郷民湧入大都市後處處非更新自己的觀念不可，這才能改造成爲現代市民階層”的大量新信息。可見，他們面對經濟轉型，大都會興建的全新形勢，正努力尋求傳統小説更新的對策。他們經過探索所得的答案是：繼承中國民族形式的小説今後應以現代市民爲主要讀者對象，應走都市通俗小説的道路。他們既找到了維持自己生計的出路，也找到了立足於社會的“位置”。他們是中國第一代職業作家，他們引進了報刊的稿費制度；他們建立了一種適合現代都市運作機制的文化市塲；再加上這一作者羣體中在“五四”前就有30多位作者不同程度地渉足飜譯領域，如果説林?是不?外語的當時最著名的飜譯家，那麼周痩鵑就是當時最著名的?英語的飜譯家。凡此種種，皆是中國文學現代化進程中必經的驛站。由此我們作爲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研究者就應該確立一個新觀念：爲中國文學現代化這個系統工程，我們的前輩作過全方位的努力，是多方面軍所作的各盡所能的貢獻，並非是“革新借鑑派”文學家所專有。我們應該改變過去對“繼承改良派”作家側目而視的老觀念，應該用“平等”的眼光審視“革新借鑑派”和“繼承改良派”文學家們的成就。

二、我是怎樣才去關注這股被稱爲“文學史上的逆流”的成就的：

　　在我做“文藝學徒”時一貫是在“借鑑革新派”的觀點的薫陶下成長的，也一直不問所以然地將“繼承改良派”視爲文學史上的“逆流”。但我對這些所謂“頑固派”的作品實在讀得很少。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牽頭，要編一套《中國現代文學運動・論爭・社團資料叢書》，分工給我們的課題是?一本“鴛鴦蝴蝶派文學資料”，理由是許多鴛鴦蝴蝶派文人是蘇州人。我這才在課余時間坐了三年圖書館。讀了不少他們的作品和期刊。我覺得歴史爲他們所下的“文學史上的逆流”的結論是站不住脚的。在他們的許多作品中有不少有價値的東西。這是一片未開墾的生荒地，大有開墾的價値。我在《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的《緒論》中説：

　　對純文學的不少作家來説，“遵命文學”的寫作目的往往側重於強調了政治性與功利型；而以“傳奇”爲目的，在消遣的前提下生發教誨作用的通俗文學來説，它們在客觀上是強調了文化性與娯樂型。兩者都在側重地發揮文學的“之一”功能。我們認爲兩者是互補的，而不是?死我活的。這兩大子系都給我們以及我們的後代留下可以承續和研究的東西。就純文學中持革命態度的作家而言，他們崇尚“前瞻”，以改造世界爲己任；在純文學中還有一批膜拜藝術爲己任的“爲藝術而藝術”者，他們傾向“唯美”而以“美的使者”自居；而通俗文學作家，在政治黨派性上大多是“超脱”的，他們所考慮的是要使自己的“看官們”讀小説時感到非常有興趣，達到消遣的目的。因此他們非常願意找一些社會衆生相中的新異事物，使看官們讀得津津有味，眼界大開，在描寫這些新異事物時，並不想去爲它們“定性”，他們只想不偏不倚地去細致描?，因此他們的作品往往“存眞性”特強。

要研究中國文化，通俗文學是一個重要的寶庫。即使是純文學中的“郷土文學”也無法與它相比較。我在坐了三年圖書館，讀了若干通俗文學作品之後，也執筆寫過一些文章，如《試論鴛鴦蝴蝶派》、《再論鴛鴦蝴蝶派》、《魯迅論鴛鴦蝴蝶派》等。但是後來我覺得這是一種“放脚體”的文章，就如同清末民初纏過小脚的中國婦女受到現代新風吹拂之後，?掉了裹脚布，想將自己變成一雙“天足”一樣，走起路來総有點踉踉蹌蹌。可見受過思想禁錮的人要思想解放，是要有一個過程的。我想把研究工作的基礎要打得堅實一些。先是要選出一些代表作，讓大家看一看這一派別的概貌。我選了三套這樣的作品：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鴛鴦蝴蝶――＜禮拜六＞派作品選(上下)》(1991年版)，一共收了50多位作家的各種類型的中短篇作品；臺灣業強出版社出版的《民初都市通俗小説叢書》(1992-93年版，10册)，介紹有代表性的10位通俗作家的代表作；江蘇文藝出版社覺得業強版編得還可以，要我再増補作品，擴大篇幅，出版了一套我與范紫江合編的《鴛鴦蝴蝶――＜禮拜六＞派經典小説文庫》(1996年版，10册)，當然，這“經典”兩個字是編輯爲我加的，這樣做可能會増加些發行量。?外，我將我的一些論文也收了一個集子，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書名是《禮拜六的蝴蝶夢》(1989年版)，後來臺灣《國文天地》雜誌社在1990年又爲我印了一版，書名是《民國通俗小説鴛鴦蝴蝶派》。關於近代俗文學的編選，我爲上海書店出版的《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編了兩巻《俗文學集》。在這些選本與論文集的基礎上，我又與我的同事和我的博士生一起編寫了一套《中國近現代通俗作家評傳叢書》(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一輯12册)，共寫了46位作家的評傳，也附了他們的代表作。我所遺憾的是第二輯的34位作家評傳及其代表作至今還擱淺而未與讀者見面。46＋34，這80位作家就基本上能代表近現代通俗作家的整體面貌了。在作品與作家的“家底”基本摸清之後，我就帶領我的部分博士生建構《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

三、我對《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編撰體例的選擇：

　　繼承改良派的作品量遠比革新借鑑派的作品量要大得多。我覺得這是一個作品的海洋，?跳進了這個海洋，就好像永遠也遊不到頭。可是當它的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基本見底之後，也就可以設計出通俗文學史的大致格局了。我覺得它與編寫純文學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體例是不同的。純文學的歴史是基本有序的，它的主干是第一個10年主題是掲露“人吃人”的社會現實，第二個10年則是提昇到“階級吃階級”的新高度，第三個10年是抗戰文學與解放戰爭的文學。它好像有一個無形的指揮，那就是國内的政治形勢這根指揮棒。可是通俗文學則不同，這是作家根據自己之所長及愛好去進行自己的創作，它也不能説沒有指揮棒，這根指揮棒就是文化市塲的需求。如果説，革新派是文學創作的志願軍和義勇軍，那麼通俗作家則是職業兵。他們是靠自己的作品受讀者的青?而決定自己的收入多少的。但中國老百姓的閲讀胃口是多樣的，社會、言情、武侠、偵探……各有所好，他們的作品倒是百花齊放的，因此也往往顯得無序。這樣在文學史的編寫時就不能像純文學一樣用縱向的時間爲軸心，純文學的文學史往往可以“編年順序”作爲綫索的。而無序的通俗文學則應該以幾大題材爲界分割成幾個板塊，看這一題材自身的發展沿革。最後我還是考慮采用“板塊式”的編法。我將這部《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分成八個板塊。依次是“社會言情編”、“武侠會黨編”、“偵探推理編”、“歴史演義編”、“滑稽幽默編”、“通俗戲劇編”、“通俗期刊編”和“大事記編”。這樣基本上將近現代通俗文學的主要門類涵盖了。其中“社會”與“言情”是兩大門類，但正如有的通俗作家所説，言情小説在自身的發展中，感到“言情不能不言社會”，所以它與社會小説匯流到一起來了，我們很難將二者截然分開，於是只能寫成“社會言情編”。就我個人的愛好來説，我最喜愛社會小説。它能告訴我許多我出生之前的社會生活的“細部”，使我?得許多我沒有親歴過的生活。讀了這些小説我好像已經活了160歳了（從1840-2001年)。我能知道現今的社會是如何從過去的社會發展過來的。我個人對武侠小説興趣不大，但我知道武侠和偵探是通俗文學中最吸引讀者的門類。而武侠小説對中國的民族道徳中的優秀傳統發揚光大也最爲有力。我對“通俗期刊”的興趣特高。它們與純文學期刊相比，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它們的有些編輯的經驗是至今還値得我們參考的。在這些期刊中雖有長篇連載，但却由短篇小説來唱主角的，而在這些短篇中，我們能看到不少通俗作家成功應用外國作家創作經驗的範例。有些優秀之作是可以與革新借鑑派的短篇?美的。

四、關於改革開放以來的通俗文學創作與研究的概況：

　　改革開放以後，通俗文學“回歸”文學大家庭，也進入了文學評論與文學史研究者的掃?視野。這是由於多元化與多功能的觀念逐漸爲人們所接受。這是一個比較寛容的時代。但由於有30年的斷層，雖然有了復蘇的機遇，開始的創作水平實在不高，這是必然的現象。下面我們想以通俗期刊爲例，看看近年來量多而質較差的創作概況：有人稱1980-82年爲通俗期刊發?復蘇期，如1981年創刊的《今古傳奇》最高的發行量一期達270萬?，但内容則是模?傳統型的通俗文學作品的烙印甚爲明顯。1983-86年是發展高潮期，通俗期刊達到了270種，大量的報紙周末版還不在其内，周末即禮拜六，周末版就是供現代大衆休閑的“禮拜六”派。興旺發達是好事，但在高額利潤的誘惑下，書商與寫手會使通俗文學的格調降低。通俗小説的魂魄是侠的剛毅與情的纏綿。但只考慮牟取暴利，就會使侠的剛毅走入魔道而宣揚暴力，又使情的纏綿走入邪路而墮入色情。1987年後，通俗文學進入了平穏建設期，惡濁與低劣者遭到了淘汰，通俗文學期刊由1988年的190種下降到1990年的90種。從此，基本上進入了純文學與通俗文學的生態平衡期，双方可以在文化市塲上進行平等的競爭。通俗文學作者比較理智地探索如何更緊貼現實，從模?傳統型過渡到現代開拓型。同時爲了吸引讀者，作品的紀實性大大増強。在此期間，也出現過兩個通俗文學評論刊物，那就是武漢出版的《通俗文學評論（雙月刊)》和鄭州《傳奇故事》雜誌社主?的不定期通俗文學理論叢刊《傳奇百家》，可是以後由於經費的來源問題而相繼停刊了。從総體上説，大陸通俗文學作品質量的提高是緩慢的。這與30年的斷層是很有關係的。也是對30年來將通俗文學視爲“專政對象”的一種報復，是我們必然會嘗到的一個階段性的苦果。臺灣與香港沒有這樣的斷層，在這30年間，他們繼承和發展了民國通俗文學作家的優良傳統，因此才會在大衆文學的地平綫上昇起金庸、高陽、古龍與瓊瑤等?燦的羣星。從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這30年中，臺、港的通俗文學作家正在融匯純文學與西方現代主義的精萃，爲“我”――通俗文學――所用，在繼承的前提下，開啓新思路，探索新模式，以更符合新一代的讀者大衆的審美情趣。這種沿着民族文學傳統進行自我革新的現代化進程是値得大書一筆的。也是値得大陸的通俗文學作家認眞學習的。大陸要迎來通俗文學的重建是任重而道遠的。不過在大陸也有可喜的現象。由於文化市塲這根指揮棒的揮動，再加上許多純文學的作家覺得有必要學習通俗小説的優長，因此，像鄧友梅、馮驥才、唐浩明與二月河等作家寫出了一些既注重人物塑造，又頗有民俗色彩與傳奇性的小説，顯示的雅俗合流的趨向。我覺得這是一個良性預兆。在這方面20世紀40年代的張愛玲是做得很好的。張愛玲的小説能將中外古今雅俗融匯在一起，自成一家。可惜在當時?的創作經驗沒有人好好進行総結。如果不是夏志清教授發掘出這個“出土文物”，我們恐怕不會引起對?的如此高度的重視。?外，大陸的現代文學史的研究專家們也普遍重視通俗文學創作的歴史經驗，我的老師賈植芳教授和錢谷融教授都給予通俗文學以極大的關注。而嚴家炎與楊義等專家在編撰文學史和小説史時，都給予通俗文學以一定的地位。對近20年來的中國通俗文學創作，我目前還實在沒有時間與精力去研究它們。我目前的研究工作是想在二三年内主編出版一部《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圖志》。　　　　　　　　　　　　　　　　　　　　　　　　　

2001年４月，在美國哥倫比亜大學東亜系主?的“掲開中國通俗文學的面紗：對鴛鴦蝴蝶派的重新思考”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宣讀的論文。
(FAN Boq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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